山西太谷殉道传教士

太谷在山西省府太原之南约四十哩的一个城镇，位于汾河东岸，水陆交通均便，约有二万人口，是一个贸易和财务中心，据说当时有“金太谷”之称。

美国公理会的宣教士于1882年底到达太原府，在太谷建立了第一个宣教站。然而当时人们不肯出租房舍给宣教士，幸而一位文阿德教士（Mr. Iraneus J. Atwood）曾受过多年医药训练，治愈了县长儿子的眼疾；遂获得县长之助，宣教士得以在1883年8月于太谷定居下来。自此文教士名闻遐迩，县民源源不绝地涌到他们开办的诊疗所和戒烟局。义和团事件发生时，六位美国公理会宣教士正在此行医办学，及建立其它服务事工。

来浩德牧师（Dwight Howard Clapp）和师母（Mary Jane [Jennie] Rowland）均是欧柏林大学附属中学校友。

1889年2月，他们创办男子学校。那是寄宿的初级小学，共收了十二位五至十八岁的学生，多半来自信徒家庭。来师母说：“看见会堂里一群男孩，在聚会时留心聆听，唱诗时口唱心和，在祷告会上恒心祈求，我就感到：摆上生命也是值得的！”

其中一位八岁孩童，来自大户孔家，是孔子嫡传第75代子孙，名叫祥熙，家人不是信徒。母亲前年已因肺病去世，他患了颈腺病，后在太谷诊所治好了，便求父亲让他入学。来师母见他没有母亲，呵护有加，祥熙也敬她如母亲。祥熙十二岁受洗归主，但没有告诉父亲。

刘凤池原是本县富户，二十岁便吸鸦片烟。眼见家产行将花尽，便入戒烟局，后来终于戒烟成功。1889年秋一个主日崇拜，他公开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 1891年1月受洗。后来，全家归主。教学时，不仅劝学生信主，课余还到处传福音，领人归主。

德富士牧师（Rev. Francis Ward Davis）1889年6月，毕业于欧柏林大学神学院。同年9月和妻子一起到中国，初时在汾洲宣教。

1893年，有个盲女跌跌撞撞，闯进德家内苑求乞。她自幼被双亲卖作婢女，不幸染病失明，被主人赶走，就沦为乞丐。师母本为门房失职而震怒，蓦然想起一直为中国妇女抱不平。相信惟有教育妇女，叫她们独立谋生，才能改变她们的命运。自己既常想成立女子学校，就生出同情心，收养她，给她改名罗伊丝（Lois），她也成了第一位学生。

其后又收了一位女信徒的侄女、佣人的十八岁新婚妻子。后来学校有了地方，继续扩充，1899年有十六个学生，都是不缠脚的。因为这群女宣教士认为，不愿缠脚的女子，是象征朝向解放！1894年秋，他们举家迁往太谷，德师母把女校也迁过去。

贝如意姑娘（Susan Rowena Bird）也是欧柏林附属中学毕业生。她多年向往海外宣教，遂攻读妇女专科，1890年毕业。同年9月4日，启程到中国。11月抵达太谷，住在来牧师家。她本是弱不禁风的，虽然睡在泥地板上，沟渠又送来阵阵恶臭，她仍不发怨言。她首先努力学习语言，当语言可应付裕如后，便协助来师母，在男校教学。1892年，学生增至二十四位，她负责教算术和初级代数。下课后，便到戒烟所，向妇女传福音。

在莘莘学子中，祥熙特别与她投缘，待她如大姊。1895年来牧师夫妇返美述职，她要负起整间学校的重任。延至1897年，才轮到她回家看望亲友。1898年，公理会愿意延长她在美的休息时间，但她坚持以天父的事为念，便匆匆回到宣教岗位上。

卫禄义牧师（George Lewis Williams）与师母（Mary Alice Moon）均是欧柏林大学毕业生。1891年5月结婚，7月即踏上征途，到中国宣教去。

卫牧师谈到宣教开荒说：“宣教工作进度非常缓慢，是我未到中国前不会了解的。虽然我们可自由到各村镇；但村民不欢迎，常蔑视抗拒我们，也不接受福音。在人看来，这工作是没希望的。但这是主的工作，不是我们能选择的。”

由于卫师母与德师母都身体欠佳，常要医治；皆认为太谷福音站过于挤迫，不宜居住。虽然她们多次要求，但差会没有响应。于是她们向欧柏林大学和亲友呼吁，结果响应非常热烈。卫牧师收到大笔捐款后，在南门外郊买下三十多亩地，兴建住宅。新居入伙后，也让来牧师夫妇和贝姑娘入住。此举不仅解决了太谷宣教士的居住问题，也让整个宣教站改为福音堂、戒烟局和男子学校，住宅全让华人传道和同工居住。

1889年，露美乐姑娘（Mary Louise Partridge）进入欧柏林大学。她成绩平平，有些科目要重考才勉强及格。她向往到海外宣教，得知公理会急需女宣教士，便毫不迟疑应征。虽然学业成绩不理想，但有专一事主、爱传福音的心志，最后被取录了。

露姑娘个子高瘦，爱好户外活动。她在男校教书，若有机会，便跑到外面派单张，出售圣经和向妇孺传福音。当她了解附近环境，又有人作随从时，便骑马到邻近数百个小村，挨家逐户传福音。村中妇孺甚喜欢她到家中：深入讲解福音、读经和祈祷。保守的农村，因她打开一扇扇福音的门。

1899年，代替德师母任教的女宣教士突然病逝。由于没有女宣教士可兼任，担子遂落在露姑娘身上。她好动，又不是勤学的，不想困身。不过，与那群女孩接触后，她的想法完全改变，甚至想开孤儿院。她本不是好学的，但为了教学，两小时的课程，要四小时半，甚至九小时备课；却愈读愈有趣味。刚读完生物学，又转而研究地理。从前她不爱看书，如今手不释卷！

每想到这学校，她便满心喜乐，因多年愿望实现了！最初有十六位没缠脚的女孩，不久，增加到四十位，差不多每周都有新同学。看到如此迅速发展，她立刻赶到北京，请中国人范路德（Fan Liu Te or Ruth Fan）来当助手。谁也没想到，她爱学生到忘我地步，太谷建议贝姑娘来代替，她也不肯放手，说除非德师母回来才可。因此，虽然贝姑娘常来助一臂之力，她还是不肯返国述职。

1900年3月14日，毓贤受命为山西省巡抚。4月中旬全体公理会宣教士到汾州开年会，讨论扩展新宣教站等，一点没提及义和团对宣教士可能有的不利之处。

6月，年约十九岁的孔祥熙从北京潞河书院放暑假回来。6月下旬，情况突然逆转，大批义和团涌进太谷，到处有练拳的活动。6月17日孔祥熙护送宣教士贝如意姑娘到离太谷五哩外的一个村镇带领聚会，他身上却暗藏了他叔父的手枪。沿途遭遇拳民冷嘲热讽，极其无礼，幸无发生事故。

德富士牧师的妻子因为健康原因在1900年早些时候暂时回美国修养。8月14日是他们结婚十一周年纪念日！然而此时德牧师已身陷随时殉道的危难之中。6月10日，德牧师给妻子写了最后一封信，“我心中充满了你甜蜜爱情的快乐，以及怀着对你无限的爱意。我热爱家中各位亲友，愿神与你同在，直到我们再相会的那一天。”

远在美国的德师母知道危险随时伴随着丈夫，时刻挂念着他。8月14日这天，她还深情地写信给他：“亲爱的，不知你今夜在何方、做何事，但愿你平安。我刚刚弹奏过‘愿主同住’，非常得安慰。噢！良人啊！今天是我们的纪念日，你在何方？在遥远的中国，你是平安呢？是正在受苦呢？还是你已在天堂，正俯瞰着我呢？天堂并不远，因为耶稣说：‘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乐园里了。’”此时她还不知道丈夫已于两周前在遥远的中国遇害了。

6月24日是主日，崇拜时有大批拳民包围会堂，大喊“杀！杀！杀！”宣教士们想缓和他们的情绪，便打开大门，让他们进来看看。他们蜂拥而入，盘踞整个会堂直到晚上。贝姑娘的日记记下当日之情形：“虽然我们工作如常，并且满怀希望，但已感到危机四伏，也清楚知道我们的生命危在旦夕… …无论发生何事，只希望我能持守忠贞和勇气，留在世上工作或早日息劳归主，皆愿父神在我们身上成全祂的旨意，无须我们做任何选择。”

6月30日，德富士牧师从任村到里满，告诉同工露美乐姑娘从太原府来的坏消息：一批宣教士已经殉道。于是露姑娘招聚了全体学生一同跪下祷告，与她们话别。并且与范路德、盲罗伊丝、德牧师一同来到太谷南郊来浩德牧师的家报告情况。来牧师便立刻与卫牧师同到县府衙门，请求保护，却见不到县长。但他们返家后，遇到长老刘凤池的太太扶老携幼逃来，原来他们的家已遭义和团抢掠破坏。次日，他们为安全计，全体回到城里南街的宣教站。祥熙和几位信徒把一大车的日用品和食物从南郊运进城里，以致谣言传说在宣教站内，有六枝大炮和七十名洋人防守，因此义和团对他们迟迟不敢下手。

这时他们是否要自卫防守？来浩德牧师反对以暴易暴，但年轻的德富士和卫禄义两位牧师，却认为自卫是应当的。贝如意、露美乐两位姑娘也同意在危急之时，他们也要为生存而战。而刘长老和中国同工则提议逃往山区。讨论了两三天后，来牧师、刘长老和桑医生夫妇都赞成不抵抗。刘长老说：“外面各处都是拳民，除非我会飞离此地；不然，求神看顾我，就算是死，我也愿死在这里。”7月4日，德、卫两位牧师最后决定利用他们手上的六枝手枪，和二十多位老师和学生一起守卫宣教站。由德牧师负责前门，卫牧师看守后门，并且晚上分组巡逻。

他们每日下午三时开祷告会，五时有查经班，在风声鹤唳中这是他们唯一的依靠和安慰。

浩劫期间，来牧师看见不少信徒被迫放弃信仰，就劝勉大家坚定不移，“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如果这是我事奉主基督最好的途径，那么我已经准备好迎接死亡了。”

7月11日，一位信徒冒险来到太谷，告诉露姑娘太原府的大屠杀。所有的人都预感到劫难到来了。露姑娘在写给父母的最后一封信中说：“只要一息尚存，我们仍抱希望，只是乌云越来越厚。虽然知道神能拯救我们，可是，谁也不清楚这是否在他的计划里。既有这么多宣教士和信徒遇难，为什么他要单单拯救我们呢？噢！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从不‘向后看’，若蒙神保存我性命，我还是要继续前进，我绝对不会做一个游手好闲、袖手旁观的宣教士。不！不！让我在工场上鞠躬尽瘁吧，圣善的光照亮人心，这便是我最大的报酬和安慰了！”

7月13日，贝如意姑娘也给美国的弟弟写了最后一封信，“昨夜，我们以为尚存一线生机，真想往山上跑，但权衡到拳民、盗贼和四伏的危机，风险实在太大，我们还能做什么呢？假如你我从此诀别，请记住，我没有后悔到中国来。神是知道的，究竟我曾否为他找回一个失丧的灵魂没有？我们为他而来也为他而去，我所最亲爱的，再见吧！”

7月17日，刘老师的家被拳民焚毁，他的媳妇和盲罗伊丝一起遇害。渐渐不少信徒逃来避难，也有逃亡山岭之间，并不断地传来外面村镇信徒遇难的不幸消息。

孔祥熙的父亲怕他闯祸，开始禁止他离家，因此他告诉来师母；师母认为他该自己去做决定，但卫牧师认为他应该逃走。贝姑娘更对他说：“我不想你留在这里与我们一起遇害。”她拿一条包着银两的腰带，送给他逃亡之用，又与露姑娘把她们的家书委托他。

当他看着贝姑娘写给她母亲的告别信时，便禁不住失声痛哭。“祥熙！不要为我难过，我是不怕死的。无论遭遇任何事，我深知母亲不会为我来中国而后悔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灵魂因我得救，若有的话，我也死而无憾了。”因为赶着交给祥熙保管，贝姑娘的信和日记，止于7月18日，露姑娘的日记则停在14日，来牧师最后的日记是15日。

7月31日下午一时午膳后，大伙儿正在休息。忽然看守前门的大叫起来：“拳民来了！拳民来了！”数百拳民在前，加上数百官兵殿后，正从南街浩浩荡荡地冲过来，齐声大喊着：“杀！杀！杀！”拳民冲进会堂，但见刘长老第一个倒下… …。

那天中午，祥熙刚被父亲打开监锁的房门，他正洗脸更衣，准备赶到宣教站去。忽然见叔父匆匆从街外进来，把大门反锁。跟着与他父亲耳语，瞬即来到他睡房前，砰然一声，又把他的房门锁上。他急忙搥打房门，嚷道：“开门！开门！”只听见叔父在门外说：“上千的拳民和官兵正在围攻宣教站的洋人！你去送死吗？”祥熙立刻转头望向窗外，但见城南大街一片火光，浓浓的黑烟向上飞腾，泪如泉涌流满他的脸。

他无助地看着大火吞灭宣教站，许多他挚爱的信徒与宣教士们一同葬身火窟。殉道时，来浩德牧师五十一岁，来师母五十五岁，德富士牧师四十二岁，卫禄义牧师四十一岁，露美乐姑娘三十五岁，而年纪最小的贝如意姑娘，殉道那天刚好是她三十五岁生日。

【后记】

义和团事件后，山西省政府与宣教士代表团商议，将全遭破坏之宣教物业及遇害宣教士之赔偿，用以建立一所省立山西大学。这是西方宣教士带给中国现代教育中，另一项功不可没的贡献。

在山西太谷和汾州两地十八位殉道者中，有十五位是与美国欧柏林大学（Oberlin College, Ohio）有关系的。1907年，该校委托孔祥熙先生在山西太谷创办一所私立「铭贤学校」，藉此追悼在太谷殉道的六位宣教士（铭记先贤）：来浩德牧师（Rev. Dwight Howard Clapp）、来浩德师母（Mrs. Clapp, nee Mary Jane [Jennie] Rowland）、德富士牧师（Rev. Francis Ward Davis）、贝如意姑娘（Miss Susan Rowena Bird）、卫禄义牧师（Rev. George Lewis Williams）、露美乐姑娘（Miss Mary Louise Partridge）。

翌年又在欧柏林大学成立“铭贤社”，支持发展铭贤学校。铭贤从小学、中学，进而成立学院，均蒙欧柏林大学在经费、教学、教师进修等多方面的支持，遂以师资优良，教学质量并重冠于全国。

德师母与卫师母两人和孩子们因为健康原因暂时回美国，因此躲避了1900年夏天的浩劫。一直到9月初，她们才相继得到家人殉道的确切噩耗。她们都不因此怪罪中国，在后来的岁月中，她们将爱心转移到中国留学生身上。一九二零年代，清华毕业的梅贻宝在欧柏林留学时，就感受到她们的关爱。他在半个多世纪后写自传时还记得，“这两位老人家心慈面软，中国学生以维母（Mother Williams）、达母（Mother Davis）称之。从来未听她们说过一句对中国的怨言，而且还特别优待中国学生。”（梅贻宝：《大学教育五十年--八十自传》，联经出版社，1982，页29）

德师母的两个儿子与卫师母的女儿后来都曾来华服事，两位师母都活到一九五零年代初年，都得享高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