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七年阔别今言旋
在四川成都住了一个多月，我坐美国飞机去昆明。在昆明附近有一个地方叫羊街，设有红十字会支部，我就在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这时候我才发觉要讲英文比讲中国话更困难，甚至有一次我遇见两个挪威宣教士竟然不能完全用挪威话跟他们交谈，只好用中国话补救。屈指一算，我来中国已经七年了，每一天中国话是我与人接触的媒介，也常常是我祷告时所用的言语。所以挪威话说起来已经没有以前那么流利了。
日本战败投降那一天，我仍然在羊街。一位军官知道这消息后，马上跑来告诉我。电台用十三种不同语言报告日本投降的消息，许多人跑到街上，欢呼声响遍了整个中国。但是到了一九四五年八月下旬，共产党的潜在势力已渐渐渗透了昆明。红十字会的负责人恐怕我会有什么意外，劝我马上到印度去。八月二十六日，我从昆明坐飞机到达印度。途中我想及原在挪威的爸爸妈妈和弟妹，已经有七年没有见过他们了，而且从一九四零年德军进占挪威后，我一直没有收过家里的信。所以一下飞机，我就往驻印度加尔各答的挪威领事馆去，查询有什么方法可以立即回挪威。可惜领事馆说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战事刚刚结束，交通还未完全恢复。听见这个消息，我忍不住在领事面前哭起来。一方面我实在惦记在战争中苦撑了五年的家人，另一方面我也盼望可以早日再回到中国。领事见我这般伤心，便劝我到喜马拉雅山休息一段时间再说。
在喜马拉雅山下，我遇见一百五十多位挪威宣教士。当中大部分人来了印度已经一、二年，不能回到挪威，也不能重返中国。我们住的地方很近尼泊尔，景色非常优美。我在这里住了大约六个星期。每一天我和其他宣教士有许多时间交通，读圣经、唱诗、祷告和休息。一天早上三点多钟我们上山去看日出。我一生之中从未见过这样美丽的景象。在许多云彩围绕下，太阳慢慢升起，形成一幅金光灿烂的图画。我相信看过这种奇景的人，一生都不会忘记。每一位宣教士禁不住从心里发出赞美敬拜的歌声：“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充满了宇宙中……我要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
在印度这段日子，我常常下山到领事馆去，查询有没有机会可以早日回挪威。每一次我都失望而回。有一次，领事很不客气得对我说：“多少宣教士在这里多年也没有办法回去，你焦急什么？就算现在有办法，也要让那些士兵先回去。”我忍不住又哭起来，领事马上心软下来，说：“这么厉害的宣教士我倒没有见过！好吧！我替你想一个办法……你肯不肯在船上工作？现在有一艘货船要往荷兰，刚巧有两位中国人辞了职，假如你肯做，我替你问问船主。肯不肯雇用你。你要想清楚呀！每天要洗碗、擦地板，很辛苦的！”只要有机会回去挪威，我当然不会放过。领事便叫第二天再来，看船主是否肯雇用我。
回去山上途中，忽然我听见有人在唱一首我很喜爱的诗歌。朝着声音找去，我看见一间小小的礼拜堂。虽然我有一点怕，我还是推门进去。礼拜堂内，黑人、白人都有，也有我熟悉的中国人，更奇怪的是，许多不同阶级的印度人也在那里。到现在我仍不知道那间教会的名字，但我忘不了那在地如在天的感觉——基督耶稣的爱把不同种族、不同阶级的人连结在一起。
第二天早上，在领事馆里，我得到了好消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日，我和另一位宣教士终于上了船，开始我们的旅程，也开始了新的工作。每天晚上，我们浑身上下每一寸肌肉都痛得很，因为地板非常脏，要花许多力气才能洗干净。船长每次看到我们，总喜欢跟我们开玩笑说：“以前那两个中国人蛮不错呀！把地板洗得干干净净的！”我们于是更加用力洗地板，恐怕赶不上本来做这份工作的中国人做得好。有一天，船长告诉我说：“以前那两个中国人每天早上五点钟我当值的时候送咖啡来给我喝。”第二天早上我照样把咖啡送到驾驶舱去。他又说：“那两位中国人每次送两杯的。”我也照样送两杯去。船长看见我真的多端一杯咖啡给他，忍不住笑起来说：“这一杯你必须喝啦！”以后他很少再跟我们开玩笑，而且每天早上，我们喝咖啡的时候，有许多机会谈及信仰、人生的问题。
辛劳工作所得的报酬非常可观。当时战事刚刚结束，在海上航行仍然非常危险，所以我们得到的工资是原来的一倍。船到了埃及，我买了一件骆驼毛大衣，也买了圣诞礼物给家里每一个人。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七日，我们抵达荷兰、阿姆斯特丹。在印度的时候，我已经写了信告诉爸爸妈妈要坐船往荷兰去。所以一到阿姆斯特丹，我收到了妈妈写的九封信。每一封信最后几句话是：“我亲爱的安妮，今年圣诞节前你必须回家。”可是船长告诉我们说：“现在你们没有办法回挪威，许多交通工具都被破坏掉，而且每一个人都希望回家欢度圣诞节，所以只有那些在战争中工作了五年的人才有优先权乘飞机、火车回家。你们宣教士是没有资格的。”但我一闭上眼睛，就想起妈妈流着眼泪写信的情景。究竟耶稣是否愿意让我在圣诞节前回到家里？我相信只要耶稣要我回家，他一定会想办法的。所以我只管到各处去打听，看看有什么交通工具可以利用。在阿姆斯特丹的街道上，我一边走一边对耶稣说：“假若你要我在船上过圣诞节，我也愿意，但是如果你要我回家过圣诞节，你必须替我想办法。”
走不多远，我看见一间航空公司的招牌，我就扣门进去，打听在圣诞节前有没有办法到斯干德纳维亚。接见我的办事人员好奇的问我：“你是什么人呀？”我随口应着：“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说：“我看你不是的。”我也想起我真的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是天父的女儿，我就说：“我是王的女儿。”这位先生大概也是基督徒。他听见我这样回答，微笑着说：“本来今天（十八号）有两位瑞典人从斯德哥尔摩坐飞机去布鲁塞尔，二十三日再回去瑞典，但我刚刚接到电话说他们今天没有上飞机。二十三日早上十点钟你再来确定有没有空位给你。”我说：“还有一位王的女儿也要回家去，可不可以把剩下的位子让给她？”既然都是王的女儿，当然没有问题了。
二十三日早上八点钟，两位王的女儿收拾好行李，预备坐飞机往瑞典去。临走的时候，船长对我们说：“十二点钟再见。”他不相信这两张机票会留给我们，以为中午时分我们会回到船上。可是万王之王为他女儿开了路，是没有人能够拦阻的。我们顺利到达布鲁塞尔，准时上了飞机，当天下午，已经抵达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
从斯德哥尔摩坐火车往挪威首都奥斯陆，只需十二至十五个钟头。我们打听到当晚有一班火车开往挪威，二十四日早上可以回到家里。可惜我们没有办法买火车票，因为我们只有美元和英镑。这天碰巧又是主日，银行全部休息，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兑换钞票。我们相信耶稣既然把我们带到瑞典，又有火车可以回去，决不会和我们开玩笑，在这种情况下丢下他的儿女不理。过了不久，我想起了一位神学院院长的名字。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但是教会里有一位姐妹是他的学生。电话号码找到后，我在酒店接待处拨了一个电话给院长，请求他帮助我。院长果然有办法，他与接待处负责人谈了一会，酒店的工作人员救把足够用的钞票兑换给我。
买好火车票后，我挂了一个电报回家。在荷兰，我曾经写信给家里说，圣诞节前可能赶不及回来，所以现在必须赶快通知他们这个好消息。在火车站附近，我也买了许多精美可口的食物，因为瑞典在大战期间实际上并未受到战火蹂躏，许多东西仍然买得到。挽着大包小包，我怀着兴奋的心情上了火车。
二十三日晚上八点多钟，火车开始向奥斯陆驶去。还有十多个钟头，我可以看见分别了七年多的家人。在地球的两端，我们同时经历了一段漫天烽火的岁月，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保守，恐怕我们一家人再没有机会在地上相聚，也不可能欢度一个难忘的圣诞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