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邂逅埃里克·利迪尔

我与埃里克·利迪尔

  在1959年左右,我与埃里克·利迪尔初次相遇在克雷洛克哈特(Craiglockhart),当时在爱丁堡大学运动员俱乐部的运动场上。这个运动场在城市西南面的科林顿路(Colinton Road)附近。当然,我没有和他本人见面,因为他已于1945年过世,就在我出生前18个月左右。不过,在那个五月的下午,我和父亲一道去克雷洛克哈特,参加爱丁堡大学运动员俱乐部的年度运动会,我的父亲当时为一家爱丁堡本地报纸报道这一赛事。克雷洛克哈特的环境与二十年代埃里克·利迪尔参加校运会时相比几乎没怎么变。运动场和看台于1897年落成并首次投入使用。在之后的六十二年间,大致保持原貌。沿着看台的椅子拾阶而上,就是俱乐部会所,有一个大钟嵌在会所建筑顶部正中。俱乐部会所下面是运动员更衣室,可

  以从第一层的边门进入。这些,也和当年埃里克·利迪尔在时大致一样:同样的长椅,同样的挂钩,还有同样的浴室。草地跑道上面用白色涂料标出赛道。这是一条440码 的六个赛道的跑道。这与20年代时的情况有所不同。当时除了100码和220码直道之外,没有划分其他的赛道。再早些时候,220码的跑道不是环赛场的,而是一条直跑道,从运动场的西南角直通至俱乐部会所。可以在克雷格屋(Craig House)上鸟瞰这个运动场,这座大楼坐落在树木繁茂的山坡上,令人印象深刻,它是一所精神病院,在50年代仍旧收容精神病患。

挂在俱乐部会所里的埃里克·利迪尔像

  回到我与埃里克·利迪尔初次相逢上来:我们就在俱乐部会所楼上,供应茶和点心的地方相遇。在房间的尽头,这位伟大人物的画像就挂在茶桌上方的墙壁上,有如圣像一般。让我吃惊的是,四十年来,这个人的一些纪录仍旧没有被打破。他220码的纪录仍无人能及,而100码纪录则与人持平。那个下午我一定有些忘形,居然当着大学校长爱德华·阿普尔顿爵士(Sir Edward Appleton)的面,调换盘子里的蛋糕。我的父亲对我的失态显然有些不悦。

  我的父亲对体育很感兴趣,在我小时候就给我讲埃里克·利迪尔的故事。尽管不了解埃里克·利迪尔生活的种种细节,他还是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当时还没有他的传记问世,至少我父亲不知道,或者没有买到。由于我那时听过埃里克·利迪尔的故事,就在学校积极参加体育运动,也许可以说,我是受了他故事的“感召”。尽管我在体育上的才能和埃里克·利迪尔比起来极为有限,在我们的跑道生涯上却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巧合。埃里克·利迪尔于1922年5月27日在爱丁堡大学首次参加成年组 400米跑,很轻松地赢了比赛,52.6秒对他来说是个中等成绩。在44年后,1966年5月24日,我所在的爱丁堡南部赛跑者(Edinburgh Southern Harriers )俱乐部和爱丁堡大学运动员俱乐部的一次比赛中,就在同一个跑道上,我用完全一样的时间,跑赢了这次400米比赛。而这只是我在成年后获得的几次胜利之一。

  那时,我是一个公开承认自己信仰的基督徒,因此对埃里克·利迪尔有了更多的了解。在体育兴趣方面他对我影响很大,不过,他的信仰见证却更加吸引我,对我而言也更为重要。在1966年,我那对体育不太感兴趣的哥哥给我寄了一本埃里克·利迪尔传记的小册子,这是他在佩斯郡克里夫城(Crieff,Perthshire)的一次学生基督徒大会上得到的。小册子的标题为《埃里克·利迪尔:运动员和宣教士是怎样炼成的》 。上面没有出版日期,但注明是“第四版,印发55000册”。1946年,埃里克·利迪尔过世后不久,这本小册子第一次出版,估计它在第一次印刷之后就不断地重印。作者是D.P.汤姆森(18961974),他是苏格兰教会的传教士。尽管那时他已退休,却仍任克里夫城圣尼尼安(St Ninian)下属研究部的学监,非常活跃。在研究部的名义下,汤姆森就基督教会历史的各个不同层面创作了很多有价值的作品。在20年代,他与埃里克·利迪尔交往甚密,并且发挥关键作用。他鼓励埃里克·利迪尔传福音,特别是向学生和年轻人传福音。这个小册子对我影响很大。它不仅鼓励我对体育运动作进一步的思考,更激发我去深入了解基督信仰,在这方面,埃里克·利迪尔就是一个光辉榜样。当然,从那时起,星期天我就不再参加任何体育比赛了。那时,星期天的比赛不是很多。不过,不在星期天进行训练会有很大的压力,星期天运动会举行之前也会有压力。尽管如此,自1966年的那个夏天之后,我从来没有在主日参赛或者训练。不仅仅是因为有埃里克·利迪尔做榜样,还因为我认为他所持守的是正确的《圣经》立场,是上帝对人的旨意。

有趣的是,埃里克·利迪尔留下的经久不衰的影响力并不仅仅与他在信仰方面的见证有关。凯瑟琳·马歇尔在她已故丈夫 的传记中提到20年代埃里克·利迪尔对她丈夫早年生活的影响:

  彼得·马歇尔和其他成千上万的苏格兰年轻人一样,仿效埃里克·利迪尔在1924年奥运会上所表现的每一个细节。对他们而言,埃里克·利迪尔是一位英雄,不仅因为他有很强的运动能力,更因为他谦虚,有着不可否认的魅力,他的信仰见证中有一种伟大力量,他对彼得生活的影响深远而不可测度。

  在BBC苏格兰网站上写道:“毫无疑问,作为苏格兰体育英雄之一的埃里克·利迪尔,在他没有参加的那场比赛中所获之声誉,超过任何一场他跑过的比赛。” 这里指的是他拒绝参加1924年巴黎奥运会上的100米短跑比赛。几年前,伟大的圣经学者F.F.布鲁斯(F.F.Bruce)在一封信中这样提到埃里克·利迪尔:“他拒绝在星期天跑步这一点,早在1924年就给我和几位同学留下了深刻印象。” 还有其他人,就像我一样,多年来深受他信仰见证的影响,在1981年《烈火战车》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尤为如此。埃里克·利迪尔将主日分别为圣的立场是他的一个有力的信仰见证。

  1967年,苏格兰业余运动员协会集训委员会四处通告,鼓励年轻的在校男生参加在雷福德(Redford)体育馆的集训,为1970年即将在爱丁堡举行的联邦运动会(Commonwealth Games)做准备。在通告中,苏格兰业余运动员协会的秘书长,著名的前马拉松冠军邓肯·迈克劳德·赖特(Duncan McLeod Wright)用埃里克·利迪尔的例子来鼓励这些在校男生。他说:“在巴黎奥运会上,我是埃里克·利迪尔的同队,并和他做了很多年的朋友,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他是我见到过的最伟大的运动家。”邓肯·赖特指的是埃里克·利迪尔在奥运会上取得的伟大成功,不过,他写道:“埃里克·利迪尔不是因为这次胜利而为人所纪念,人们记住他是因为他是一个在星期天不跑步的人。”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尽管他希望在1970年的运动场上出现“另外一个埃里克·利迪尔”,但严格地说,我对其可能性表示怀疑,因为集训将在“每周日下午2∶30至4∶30”举行。

  毫无疑问,1981年上映的奥斯卡获奖电影《烈火战车》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对埃里克·利迪尔生命和见证的兴趣。正如邓肯·赖特在他1967年集训通知上所指出的那样,其见证的关键就是他把星期天作为主日的立场。而让人难过的是,在一个越来越远离教会、越来越世俗化、不遵主日为基督安息日的社会里,主日这一主题被降为次要。有些著名运动员,无疑还有很多不那么出名的运动员,明显地受到了电影里所刻画的他的立场之影响。在这里只提三位公众人物:三级跳远世界纪录保持者约拿单·爱德华滋(Jonathan Edwards)(在他做大转变 之前),跳远冠军和五旬宗(Pentecostal)牧师巴灵顿·威廉斯(Barrington Williams)和杰出的全黑人队橄榄球明星迈克尔·琼斯(Michael Jones)。但是,周日运动的问题在公开承认自己信仰的基督徒中很显然被淡化了。基督徒运动员团契(The Fellowship of Christian Athletes)最近在美国发行的一本每日灵修手册里有一篇灵修文章,标题为《飞跃的苏格兰人》(The Flying Scotsman),是关于埃里克·利迪尔的,突出强调他在信仰上的见证,作为运动员们学习的榜样。但是,在这篇文章中完全没有提及他对主日的态度。 不是说恪守主日不运动就可以做好基督徒,也不是说这是埃里克·利迪尔信仰见证的唯一所在。不过,正是这一点让埃里克·利迪尔如此引人注目,并且以一种最为清楚的方式向这个世界表明,他是一个笃信基督的人。

  所以这本书要说的是什么呢?难道埃里克·利迪尔的传记还不够多吗?很少有人在《烈火战车》成片之前就对埃里克·利迪尔有这样的兴趣,这似乎有点奇怪。所有在1981年以后作的传记都是建立在D.P.汤姆森1970至1971年间所写的埃里克·利迪尔传记的基础之上。

汤姆森对埃里克·利迪尔的了解是个人化的,在1920年他们会面之后,他们就结下了长达一生的友谊。对于埃里克·利迪尔生命中大多数重大事件和其信仰立场,他的了解巨细无遗。然而,他对埃里克·利迪尔的运动成绩就没那么熟悉了。正是在这一方面,我协助汤姆森在七十年代早期为埃里克·利迪尔作传。1971年10月,他寄给我一本精装本,上面题有“赠吾友人约翰·W·凯迪,感谢你的兴趣、知识和热忱,本书受益良多。余心存感激。D.P.汤姆森”。事实上,我只是在埃里克·利迪尔的田径纪录的细节上帮助了他,并鼓励他将这部传记出版。汤姆森这位高尚的基督徒绅士,在传记出版后不久就与世长辞了。

  自从我与埃里克·利迪尔在1959年初次相逢之后,我对他的兴趣一直未减,并不止于发掘他田径赛跑的成绩的所有详细情况。在十几二十岁的时候,我在图书馆和报纸档案中四处搜寻这些细节,并细心地把它们纪录下来。我还搜集了很多赛事纪录,现存放于爱丁堡的苏格兰纪录办公室(Scottish Records Office)里。 我还与当代苏格兰运动史学家前辈大卫·A.贾美森(David A.Jamieson,18791972)交好,他和我一样,是爱丁堡本地人。贾美森在19世纪末就参加体育运动,对所有的苏格兰体育项目,包括业余运动员和专业运动都颇为了解。他认识埃里克·利迪尔本人,同时也很折服于其品格和能力。我与贾美森先生愉快地交谈了不知道多少个小时,然后也开始对二十世纪前期苏格兰田径赛场上的很多特点和重大事件熟悉起来。

  1981年上映的《烈火战车》剧照,科林·韦兰在上题词签名

  1924年奥运会举行时,贾美森也在巴黎,所以一直能够满怀感情地描述当时的情景。

  我定期写关于埃里克·利迪尔的生活和比赛纪录的系列文章,发表在当时一位顶尖运动史学家梅尔文·沃特曼(Melvyn Watman)编辑的主流杂志《运动周刊》(Athletics Weekly)上。 这些文章引起了科林·韦兰(Cloin Welland)的注意,他是一位演员和剧作家,有人请他将一本准备拍摄的电影剧本做“预处理”。 一开始该剧本的主角预设为亚伯拉罕·哈罗德(Harold Abrahams)(在巴黎的100米冠军)、埃里克·利迪尔以及在巴黎获得800米冠军的英国人道格拉斯·洛尔(Douglas Lowe)。在这三位当中,只有洛尔当时还健在,但由于他不愿意在这部片子里合作,于是,他的角色被换掉了,一位名为安德鲁·林赛爵士(Lord Andrew Lindsay)的“虚构”角色作为配角写入了剧本[不过,这很明显指的是伯利爵士(Lord Burghley),参加了巴黎奥运会110米跨栏比赛,但是没有获得名次]。

  拍片的想法来自于电影制片人大卫·帕特南(David Puttnam)。他在读完英国运动员在巴黎比赛胜利的文章之后,得到灵感要拍一部这个主题的电影。这些运动员个性迥异,而且其成就中含着某种英雄主义,他深受吸引。科林·韦兰努力要勾画出埃里克·利迪尔的品格。他已经有了D.P.汤姆森作的传记,以及我自己在“运动员兄弟会”(Athletics Fraternity)被视为“权威”的埃里克·利迪尔田径纪录。但他需要更多。我们在1978年末和1979年初会面。这次会面应该对他有所帮助,因为我对埃里克·利迪尔的兴趣如此浓厚,并且在福音主义信仰方面持守着与他大致相同的信条。我在年轻时也是一名运动员。 科林·韦兰一开始不能够真正把握埃里克·利迪尔运动和生活的动力所在。他以前没有遇到过任何“强身派基督徒”(MuscularChristiams)。埃里克·利迪尔难道就没有在某些地方“站不住脚”吗?他还没有遇见一个以渴望荣耀基督为动力和按照上帝话语生活的福音主义者。作为一个福音派基督徒,我了解埃里克·利迪尔的动力在何处。就这一点而言,我相信他感到我们的见面是有价值的。科林·韦兰关心的另一件事就是埃里克·利迪尔在公开演讲时会说些什么。我给他提供了一些埃里克·利迪尔演讲的纲要,他稍作修改,在影片中采用了其中一些。
 

经过一段时间,科林·韦兰的处理被接受了,他也受邀为这部计划中的电影写剧本,最后定名为《烈火战车》。科林·韦兰非常感谢我给予的帮助,他在这部片子里把“苏格兰业余运动员协会会长” 这一角色命名为约翰·凯迪上校,以此表达对我的谢意。凯迪上校在苏格兰与法国的比赛中出场——只露了一面。在这场比赛中,埃里克·利迪尔被撞倒后,爬起来继续跑,最后体力透支,但夺得了冠军。顺便说一句,尽管这场运动会是“虚构的”,那件事却是基于1923年7月在英格兰特伦特河畔的斯多克市(Stoke on Trent)的三国国际竞赛 (Triangular International)上发生过的真实事件。 在后文会更多地提及在影片中对埃里克·利迪尔这一人物的刻画。一句话,科林·韦兰在好莱坞获得了1981年奥斯卡最佳剧本奖。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成就。

  由于在电影中用了我的名字,一次,他对我妻子说:“简,你丈夫的名字上了电影,那是决不会朽坏了。”

  她的回答是:“韦兰先生,我丈夫的名字刻在一处更为重要的地方,已经不会朽坏了——他的名字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

  他微笑着认同了这一点。不过,他对我妻子说,他是以我作为埃里克·利迪尔性格的原型。我想,还不如说我是以埃里克·利迪尔为原型呢!我还有一张电影剧照,他在上面题字:“致约翰:谢谢你把埃里克·利迪尔介绍给我!科林·韦兰。”在一篇关于埃里克·利迪尔的网络文章中,奉献福音会(Dedication Evangelism)的大卫·弗克莱(David Virkler)概述了我对这部电影的参与情况:“剧作家科林·韦兰通过采访约翰·凯迪而了解到埃里克·利迪尔的性格。约翰·凯迪是一位苏格兰赛跑运动员,他的哥哥给了他一本关于埃里克·利迪尔的小册子,从此他的生命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埃里克·利迪尔的生命给凯迪留下的印象如此之深,以至于他加入了一个基督徒团契,而且在星期天也拒绝跑步。凯迪告诉韦兰埃里克·利迪尔如何讲道,如何表达自己,埃里克·利迪尔会说哪些话,不会说哪些话。人们在《烈火战车》中所见到的,是凯迪心目中那位过世已久的埃里克·利迪尔的形象。”

  自1981年《烈火战车》上映以来,出现了很多关于埃里克·利迪尔的传记。 很久以来,我都想写一些关于埃里克·利迪尔生平的书,但是我似乎永远找不到足够的时间来研究或进行写作。然而,各个传记的作者多半会过来向我咨询,这适时地为我提供了信息。我不是要复制那些现在到处都有的传记材料。不过,我“补上了几道缺口”,要写一本更为全面的体育传记,并且将这体育传记与埃里克·利迪尔的基督徒立场结合起来。若不结合这一立场,我们就无法完全理解他的运动生涯。我是一个福音派基督徒,参加过很多橄榄球赛和其他体育赛事,同时热心参与运动史的编撰。我以这个视角来写这本书,相信这是有别于其他所有埃里克·利迪尔传记作家之处。

  本书将埃里克·利迪尔作为一位基督徒运动员来加以记述。书中大部分章节会详述他在运动场上的纪录,也会就他的基督教信仰在他生命和运动中以及在其他人生命中的影响进行一些分析。埃里克·利迪尔的生命和故事值得纪念,不仅因为他在运动场上成就斐然,还因为他为自己全心信奉的基督教信仰献上了自己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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