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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三个异象 碧茜去世时脸上的荣美支撑了我好几天。我为那些爱她的妇女们一个又一个的报告她的平安与喜乐。 碧茜去世两天以后的一个早上，点名时忽然人数不齐。其他营房的人都解散了，只有二十八后营房的人仍然双目望前，排队站在原地。扩音机响了，有一个声音说：“一个妇人失踪，全营房的人要继续站在拉格街上，直到找到她为止。左右 、左右、 我们不停地踏步，企图抖去那酸累大腿中的寒气。太阳出来了，只是冬天的太阳很弱，并不温暖。 我低头望着自己那双脚：我的腿和脚踝都肿的奇形怪状了。到正午的时候，我脚已经全失去知觉。碧茜，你今天会是多么快乐！去到一个地方，没有寒冷，没有饥饿。 在你和耶稣的脸面之间也不再有任何的拦阻 ！ 直到下午散队的命令才下来。后来我们才晓得，那个失踪的妇人，在最上层的一张木台上找到了，但她已经死了。 第二天早上点名时，扩音器中传来这样的声音：“彭柯丽！” 有一霎那的时间，我呆呆地站在原位上不会动。有许久了，我的身份都是六六七三零号犯人，以致我几乎对自己的名字失去反应。我向前走去。 “站到旁边去！” 又要有什么事发生呢？为什么把我叫出来呢？难道有人举报我私藏圣经吗？ 点名的手续继续拖了下去。从我站立的地方，我可以看见整条的拉格街。数以万计的妇女一直延伸下去，看不见尽头，他们的呼吸在漆黑清晨的空气中形成了一层白雾。 接着解散的汽笛声响了，守卫示意我跟她走。我踏着雪水跟在后面，尽力想追上她穿着长雪靴的大步伐。我的腿和脚仍旧又肿又痛，这是由于昨天在外头点名时站得太久的缘故。我的鞋带松弛的绑在一起。 我摇摇晃晃的跟在守卫后头，来到管理行政事务的营房。这座营房坐落在拉各界的尽头，也就是医院的对面。有好几个犯人已经站在一张大座子前面排队。一位官员坐在桌后，忙着在一张纸上盖印，然后将那张纸交给她前面的一为妇人。 她用德语说：“释放！” 释放？难道她自由了吗？是真的吗？我们大家…… 他又叫出一个名字，另一个妇人来到桌前。又是签字，盖章； “释放！” 终于她叫出“彭柯丽”的名字。我走到桌前， 设法使自己站定。他签了字，盖上章。我把那张纸拿在手里：纸上有我的名字及出生年日。在纸头顶端印了几个大黑字：释放证明书。 我头昏目眩的跟着其他的人穿过左边的一扇门。从另一张桌子，我领到一张火车证，使我可以免费坐火车经过德国，回到荷兰的边界。走出这间办公室，一个守卫指示我走过一条走廊，进入另外一个房间。那些先我进去的犯人正把身上的衣服从头上脱下来，然后大 家靠着后面的一扇墙排队站着。 一个笑脸的工作囚犯告诉我：“衣服放在这边！”又解释说：“这是释放前的最后体格检查。” 我将圣经与长衣一同穿过头部脱下，把它们卷在一起，塞进一堆衣服的最底层。我也加入其他犯人的行列，赤着背脊靠着粗糙的木板墙站着。奇怪的是“释放”这两个字，使这些狱中的例行手续变得叫人百倍难受。其实已经不知多少次了，碧茜与我曾这样赤裸裸的站着。但如今自由的思想在我里面激动，以致这一次的检查要比以往更觉可耻。 终于来了一个医生，不过是一个满脸雀斑的男孩子，身上穿着军人的制服。他向我们这队赤身的女犯人望了一眼，目中流露出厌恶的神情。我们一个个在他面前弯腰，转身，张开手指。轮到我时，他的眼睛朝下看看我的脚，嘴唇因厌恶而皱了起来。 他说：“水肿，进医院去。” 说完便走了。我和另一个没有“通过”体格检查的女人草草穿上衣服，跟着那个工作的囚犯走出室外。天已经亮了。天空灰黑，白雪纷飞。我们沿着拉格街走去，一路经过无数的营房。 “那么……我们不是……我们不是要被释放吗？” “我想会的，只要你脚上的水肿消失以后。”那位工作囚犯答道：“如果你身体不好，他们不会释放你的。”我见她正望着另一个犯人：这个女人的皮肤和眼睛都呈黯黄色。 到医院来看病的犯人沿着医院边缘排成长龙，我们一直穿过前门，进入后面一个病房里面。病房排满了几层的床位。我被安置在上层的一个床位上，旁边的病妇长着满身脓疮。但至少我的床位是靠墙的，可以垫高我肿胀的脚。如今最要紧的是使肿胀消失，好通过体格检查。 究竟是自由的曙光使我对赖文集中营的生活施予毫无怜悯的批评，或是这里实在是个最野蛮的地方，我还不能断定。但这里的苦难真是叫人不能想像。在我周围的是一群受伤的女犯人。她们是新近由火车运来这集中营的，她们所坐的火车在途中被炸。这些生还的人断腿、缺臂，惨痛非常。可是每当她们呻吟的时候，还会有两个护士讥笑她们，故意模仿她们的呻吟声。 就是由其他病人的身上，我也看见对他人苦难无动于衷的铁石心肠；这是集中营中最致命的疾病。我觉得自己也被感染上了：如果一个人一直有同情心，她怎能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生活下去呢？那些瘫痪了的和失去知觉的病人，不住的掉到这些拥挤、狭窄的病床外面。第一天晚上，就有四个妇人从上层病床上掉下来，跌死在地板上。能把自己的思想局促在一个人的需要上，不要看，不要听，反倒好些。 但你又没有办法不听病房里的声音。整夜好些妇人用一个我不懂得的德文字，大声呼叫着：”"Sebieber!"“，他们那沙哑的喉咙一再喊着：“Sebieber!Sebieber!” 终于我明白她们是叫人拿便盆来。这里多数的病人都不能起身到厕所去。我虽然不愿放下自己的脚，但到底还是爬下床来，去做这些杂役的工作。那些病人的感激之情实在令人内心绞痛。“你是谁？你为什么做这些事？”——好像残忍和硬着心肠才是正常的事，正正当当地做人，谦卑端庄的待友反是一件叫人希奇的事一样。 当冬日的晨曦从窗口照近来时，我才察觉已经是圣诞节了。 每天早晨我到医院前面的医务所去，从那儿听见拉格街上踏步的声音。每次诊断的结果都是”脚与脚踝患水肿。”许多到医务所来的人也象我一样，是释放了的犯人。其中有几个在好几个月前已经开释了：她们的释放证和乘车证因一再开合都变得破烂了。如果碧茜还活着怎么办？我们的刑期自然会同时期满，可是碧茜永远都不能通过体格检查。假如她与我同在这里这么办？假如我通过了体格检查，而她通不过……- 在神的过渡中没有”假如”的字眼，我仿佛听见她柔和的声音这样说。他的时间总是恰到好处，他的旨意乃是我们的避难所。主耶稣，保守我行在你的旨意中，不要让我变得疯狂而冲出你旨意之外。 我一直想找一个适当的人，好将我的圣经交给她。回荷兰之后，我多么容易能再得到一本——甚至一百本。但病房中没有多少荷兰女人会读荷兰文的圣经。但我最后还是找到一个从武特律来的年轻女孩。当我把圣经悄悄的套到她颈项上时，她眼中流露着感激的神情。 我在病房的第六天晚上，两个便盆都忽然神秘的失踪了。在正中一行的病床上层有两个匈牙利来得吉普赛女郎。 她们经常喃喃交谈，影响了病房的安静。我从来不从她们床边走过，因为她们中一个脚上患有坏疽，谁要走进她的病床，她就把那只患坏疽的脚伸到那人的脸上。现在有人高声喊着说，那两个吉普赛女人偷了便盆，藏在她们的毛毡下面，好叫自己不必上厕所去。我走到她们床边，请她们把那便盆拿出来——虽然我不晓得她们懂不懂德文。 忽然在黑暗中，一根潮湿而又粘稠的东西卷在我脸上。 原来那个妇人把她的里脚布脱下朝我丢来。我呜咽着向走廊那头跑去，在厕所墙上的水喉下洗了又洗。我决不再到那号通道上去了！谁管那些肮脏的便盆呢？我受不了……- 不过，我还是回去了。在以往几年当中我学了许多，知道什么是可以忍受的，什么是不能忍受的。当那两个吉普赛女子看见我从她们那条通道上向她们那边走去时，两个便盆都锒铛一声地掉在地板上。 第二天早晨在医务所中，值班的医生在我的释放证上盖了通过的印章。在这之前，一切手续都拖得很慢，但如今一切都进行得十分迅速。在靠近集中营外面的闸门处，有一间换衣服的小屋。我在那里配上衣衫。内衣裤，一条绒线裙，一件实在美丽的丝质衬衫，一双几乎全新的坚固皮鞋、一顶帽子和一件大衣。有人发给我一张表格，要我签字说，我在赖文集中营中从未生过病，也从未有过意外，并且营中待遇很好。我签了字。 在另一座营房里， 我领到一天配给的面包及另外三天的粮票。我的手表， 荷兰币和妈妈的戒指也都归还给我，然后我跟着另外十个或十二个人一同站在营区的大门内等着。 那扇沉重的大铁门旋开了。我们跟着一名女守卫走出了大门。爬上那座小山，如今我可以看见那片湖，湖水由此岸到彼岸都结了硬水。松树和教堂的塔尖在冬日阳光下闪闪发光，正如一张老式圣诞卡片上的景色。 我仍不能相信。也许我们只是到西敏斯工厂里去作工，晚上还要再回到集中营来。到了山顶，我们向左转，向城的中心走去。我的脚在那只很紧的新鞋中膨胀起来，但我咬着牙关忍受，紧紧跟在她的后面。我甚至幻想到那个守卫回过头来，用一只轻蔑的手指指着我说：“水肿，送她回集中营去！” 到了那个小火车站以后，守卫转身留下我们，头也不回地走了。我们显然都是往柏林去，然后再沿着不同的路线回家。坐在冰冷的铁板凳上我们等了很久。 在我心中我仍觉得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事。只有一件事是不陌生的，那就是饥肠辘辘的感觉。我尽量不吃那块配给的面包，可是最后等我伸手到大衣口袋里去时，不料，那块面包却不见了。我从板凳上跳了起来，在凳下找，又慢慢走回火车站。究竟是我把面包失掉了呢，还是被人偷去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总之是面包不见了，粮票也跟着没有了。 终于有一辆火车驶进站来，我们迫切地向轨道挤去，但那只是一辆军事人员的专用车。下午很晚的时候，我们才得到许可乘一辆邮政车，可是才走了两站，又得下来，好把车厢空出来载食物。这趟旅程真是一塌糊涂。直到过了半夜，我们才抵达那间弹痕累累的巨型柏林火车站。 那天正是一九四五年的元旦。碧茜说得不错：她和我都出狱了…… 雪花从破烂的天窗上落了下来。我在千疮百孔的火车站上来回踱步，心中感到万分的迷茫与恐慌。我晓得我必须先找到开往武尔镇去的火车。可是几个月来一直听惯了命令，我几乎失去自己行动的能力。最后有人指示我到远处的一个月台上去。新鞋又硬又窄，使得每行一步都极艰辛。但等我终于走上那个月台的时候，上面写着却又是到波兰一座小奥斯进去的，那与武尔镇恰巧是相反的方向。于是我又得步履维艰的横过漫长的水泥地。 在我前面，有一位老人把炸毁了的瓦砾扫成一堆。他的双颊冻得发红，显然是因为长时间在这个没有顶的火车站上工作的缘故。当我向他问路时，他挽着我的手臂，亲自令我到那正确的月台上去。他说：“我去过一趟荷兰。”语气中满怀着追念往事的意味。“那还是当我妻子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去住在海边。” 一辆火车就停在铁轨上，我攀上火车。还要再过好几个钟头才会有人上车，但我一直不敢离开，唯恐找不回来。当火车开行时，我因许久没有进食而头晕眼花。车到离开柏林的第一站时停了下来。我跟着其他的乘客进入车站的餐厅。我跟那位餐厅里收钱的妇人看了看我的荷兰钱，告诉她我失掉了粮票。 “又是那个老故事！快点走开！不然我会叫警察来。” 这个旅程真是无限长。在许多里的铁道上，火车只能慢慢爬行。有些地方的铁轨已经完全被炸毁了，我们只得绕道或换上别的火车。许多时候，火车不能在火车站上停，因为怕遭空袭，只好在乡间转运货物或乘客。 那曾经一度是极其美丽的德国从我窗外掠过。如今我所看见的只是给炮火烧焦了的树林，炸废了的村镇和教堂中余下的破墙。蓝斯中尉的故乡柏莱敏城特别令我热泪盈眶。在那一片荒芜的废墟中，我只看见一个人影，是一个老妇人在一堆破砖中拣东西。 在武尔镇换火车时，我等了很久。时间已过了深夜，站上几乎没有人。我坐在一间没有客人的咖啡室里打瞌睡，头向前掉，伏在前面一张小桌上。忽然耳边响着一个大声音，几乎把我吓倒在地板上。 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对我尖声大叫：“这里不是睡房！你不能睡在我们桌子上！” 火车来来去去，有好几次我以为是我要乘的火车，但上了车又觉得不对，只好赶快下来。后来我站在一个关口检查站前排队。这个小火车站上写着：“纽华山”几个字。当我离开火车站上的小屋时，一个戴着黄帽子，身穿黄色工人装的工人向我走来。“来吧！你这样走不了多远的！挽住我的手臂。” 他说的是荷兰语。 我挽着他的手臂，一跛一拐地走过一些铁轨，来到一处有火车停着的地方。火车头上已经冒烟。我终于回到了荷兰。 火车开动了。白雪盖着的原野在窗外掠过。这是故乡。虽然仍在德军占领之下，铁道上还不时有德军站岗，但这是故乡。 火车只到离荷兰边境不远的古兰宁根。过了城以后的铁轨都坏了，除了政府的交通仍然保留外，别人一律不许通行。我用最后的一点气力，一跛一拐地走到靠近火车站的一个医院去。 一个身穿雪白制服的护士邀我进入一间小办公室。当我告诉她，我的故事以后，她离开了房间。几分钟后，她端着一个托盘回来，上面有茶和面包。她说：“我没有涂牛油，你营养不足，必须小心吃东西。” 当我喝茶时，泪水忍不住地掉进热茶里。这里有一个人关心我。她说，医院中已经没有空的床位，但有一位职员走了，我可以睡她的房间。“我已经在浴室中放热水了。” 我跟着她沿着雪亮的通道走下去，有如做着一场快乐的梦。在一间大浴室里水蒸汽从白色的浴盆中升起，我一生中没有什么比那次的盆浴更好受的了。我躺在浴盆中，让水直浸到我的下巴，感觉到水抚慰着我那粗糙干瘪的皮肤。每次那位护士来拍门时，我都要说：“让我再浸五分钟！” 终于我让她递给我一件睡袍，把我领到一个房间。那儿一张已经铺好了的床正等着我。呵！床单！上下都是白色的床单。我禁不住用手不停地抚摸着。那一个护士用另一个枕头塞在我那双肿胀的脚下。我挣扎着不让自己入睡：能全身清洁地躺在这儿，受人好好地照顾，实在快乐极了。我不想睡着而把这些经历睡了过去。 我在古兰宁根的医院中住了十天，觉得元气渐渐恢复。多数的时间我都在护士的餐厅中与她们一同进餐。第一次当我看见在长长的餐桌上摆着银质餐具和玻璃杯时，我警觉的退了一步。 “你们有宴会！让我把托盘带到自己房间去！”我还不觉得自己能够欢笑和参加社交性的谈话。 我旁边的年轻女孩笑了起来。她为我拉开一张椅子。“没有什么宴会，只是普通的晚餐——而且是十分简单的晚餐。” 我坐了下来，眨着眼睛看那些刀叉和台布——难道有一度我也是这样进餐的吗？而且是一年到头天天如此？像一个野蛮人拘谨地吃第一次的文明餐，我模仿其他人那种悠闲的态度，礼貌地传递面包和乳酪，从容不迫地搅拌杯里的咖啡。 我心中迫切地想与威廉和娜莉取得联络——但如今城外禁止通行，我又怎能办到呢？电话比以前更受限制了。可是医院的接线生终于和喜华森的接线生联络上，我请他们转告碧茜的死和我得到开释的消息。 第二个星期没过几天，医院当局为我安排乘坐一辆往南部去的食物车。我们只能在夜间作这种不合法的旅行，车头灯也不敢开：这批食物本来是要运到德国去的。在阴沉的第二天清早，卡车驶进了威廉那间用砖筑成的大养老院。一位身材高大、肩膀宽阔的女子出来应门，然后飞也似的跑下走道报告我回来的消息。 转眼之间，我双手已经抱着文婷和两个侄女。威廉来得稍慢，手中扶着一根拐杖，从走道上一拐一拐地走过来。我们互相拥抱了很久，一边拥抱，我一边告诉他们碧茜患病死亡的详情。 威廉慢慢的说：“我差一点就希望能听到同样关于吉儿的消息，他若能与碧茜及父亲一起就好了。”自从这个高大金发的儿子被解到德国去后，他们一直没有他的消息。我记得他如何把手臂放在我的肩膀上，在漆黑的街道上把我带到毕伟那边去；我也记得他如何耐心的教我：“柯丽姨妈！你没有配给证！这里没有犹太人！”吉儿呵！难道那些年轻勇敢的人也要像年老、迟缓的人一样有这样不幸的遭遇吗？ 我在喜华森住了两个星期，试着适应初见面的那一刻我眼睛所告诉我的恶讯：威廉患了不治之症。只是他自己似乎并没有察觉，每天仍旧一拐一拐地在走道上走着，安慰和指导那些在他照料下的病人。他那时大约有五十多位病人。但如今我不解的是有那么多年轻女孩在帮忙：护士的助手、厨房助理、秘书等。好几天以后我才知道，原来这大多数的“女孩” 都是年轻男子，为了逃避强迫劳动来此避难的，这种抓人强迫劳动的事越来越严重了。 在我里头还有一些东西在扰动，总得到了哈林才能安息下来。当然，娜莉在那儿。但贝雅古屋里有东西在呼召我，招引我，叫我要回家。 但问题是怎么回去。威廉有一辆供养老院办理公事用的车子，但只准许在喜华森城内行驶。经过许多次的电话联络，威廉告诉我，行程已经安排好了。 当我们出发时，路上还没有别的车辆。一路上直到我们约定的地点，我们只越过两辆汽车。在约好的地点，我将换上一辆由哈林来的车子。前面，我们看见一辆车子停在路边的雪地上，看来是一辆黑色高级的长轿车，车牌上显示出是政府的专用车辆，车窗后面装有布帘。我与威廉吻别，然后按照指示，很快地踏入这辆高级轿车的后座。即使在下了窗帘的阴暗车厢中，我也晓得那个坐在旁边的笨拙大块头是谁。 我叫了起来：“赫曼！” 他用那双大手握住我的双手说：“我亲爱的柯丽，感谢神准许我再看到你。” 我最后一次见到毕伟是在往海牙运载犯人的车上，那时他坐在两名士兵中间，光秃的头上受伤流血。如今在车里，他却挥开我的同情，仿佛那只是很小的一件事，不值得再去谈它。 仍像往常一样，他对哈林的一切都了如指掌。当那个穿着制服的司机载着我们在空寂的公路上飞驰时，他把我心中最迫切想要知道的事都详详细细的告诉了我。我们屋内的犹太人全都安全脱险，只有余玛丽在街上被捕以后，给送到波兰去了。我们这一群地下工作人员仍在继续活动，只是其中有许多年轻男孩已经暗地躲藏起来了。 他警告我对贝雅古屋的改变要做心理上的准备。在警卫撤销以后，有好些无家可归的家庭曾陆续进去住了一段时期，只是他相信此刻铺子上面的住宅没有人居住。即使在警卫尚未自贝雅古屋撤销之前，衷心的杜丝已经从舒城监狱中回来了。她重开了钟表店的生意。隔邻的眼镜匠贝其士先生好心在自己的铺子里分给她一点地方。就这样，杜丝从顾客那里取来钟表，然后交给我们的修理匠，让他们在自己家中修理。 等我的眼睛适应车中微弱的光线以后，我对这位老朋友的面孔才看得较为清楚。他那个畸形的头颅上多了几个肉节，牙齿也掉了几颗——但是那次的拷打对他原来就很丑的外型并没有任何影响。他仍旧是那么胸襟宽阔、和蔼可亲。 轿车已开始沿着哈林狭窄的街道向前驶去，越过史班桥，驶过圣柏和教堂阴影下的批发市场，最后进入百德街。车子还未停稳，我已踏出车门，跑进小巷，穿过侧门，投入娜莉的怀中。她和她的女儿们整个早上都在这儿扫地、抹窗、晒床单，欢迎我回家。在娜莉的身后，我看见杜丝站在通往前铺的门槛上，又哭又笑。笑的是因为我回来了；哭的是因为父亲和碧茜，这仅有的两个她所爱的人却永远不会再回来。 我们大家一起在屋子里和铺子中穿插，看看这边、摸摸那边——“记得碧茜怎样摆这些杯子吗？”“记得美达怎样责备游西把他的烟斗留在这里吗？”我站在餐厅外的梯口上，用手抚摸那座名贵挂钟上的平滑木料。我仿佛看见父亲站在那里，甘田跟在后面。 “我们不能让这钟停下……” 我们打开挂钟的玻璃面，把时针和秒针都对准我的腕表，慢慢地拉下钟锤。我终于回到家中来了！于是生活像这座挂钟一样，又重新开始：早上在工作室中修理钟表，午间多数的时候，我会踏着那辆没有胶轮的脚踏车到波士安荷文街娜莉家去。 然而，奇怪的是，我还是没有回家的感觉。我仍在等待、仍在寻找。我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在巷中和附近的运河旁梭巡，沿路呼叫着“玛赫·沙拉·哈施巴斯”的名字。在我们隔壁下去三家住着一位卖蔬菜的老妇人。她告诉我当我们被捕的那夜，那头猫在她门口咪呜地叫着，她开门让它进来。好几个月的时间，附近的孩子们联合起来，为“老祖父的猫”带来食物。他们从垃圾桶中找来一些残羹碎屑，有的甚至从他已经食物稀少的餐碟中故意留下一点东西，瞒着母亲，偷偷带来给那头猫，因此“玛赫·沙拉·哈施巴斯”也就一直能保持身体肥胖，皮毛光泽。 直到十二月的中旬，一天晚上她叫它时，它没有再出现，以后也再没有见过它。我继续到处搜索，但心不禁直往下沉。在这个缺粮的荷兰冬天，无论我如何呼叫，都从来没有引出一只猫或一头狗来。 令我感到怅然若失的不单是那只猫；贝雅古屋需要有人去住满它的房间。我记起父亲那夜对海牙那个特务头子所说的话：“我会为任何一个有需要的人开门……”在这城里没有别的人比那些低能的男女有更大的需要。自从纳粹占领荷兰以来，他们都被家人藏在后房。他们的学校和训练中心都关闭了，因为德国政府把他们划归为不适于生存的一类。很快就有这样一群人住进了贝雅古屋。他们还不能出到街上去。但在这里他们至少有一个新的环境，我也尽量利用工作余暇给他们安排一些节目。 但我内心依然没有安息。我回来了，有了工作，而且很忙——但我是真的忙吗？许多时候，我坐在工作台上开始工作，但突然发觉到自己竟呆呆地坐在那儿望着空间已有一个钟头了。杜丝找到一个父亲亲手训练出来的修理匠，手艺相当高明，因此我在铺子里的时间也就越来越少。不管我要找的是什么或者是谁，他们都不在铺子里。 但他们也不在楼上。我爱那些在我照料下的驯良人，但这幢房子的本身已经不再是一个家了。为了碧茜的缘故，我找来一些盆景，把它们放在每一个窗台上。但因忘了按时浇水，结果全都死光了。 也许我怀念地下工作的挑战。于是当全国性的地下工作总部要我替他们办一件事时，我热心地答应了。他们给哈林狱中的一名囚犯伪造释放的文件。我心想，还有什么比带着这些文件，转过一个街口，送进那些熟悉的木门后更容易做的事？！ 但当警局的门在我身后关上时，我的心跳开始加速。假如我不能再走出去的话怎么办呢？如果我中计被捕的话怎么办呢？ 一位满头橙红色头发的年轻副警长从收纳公文的办公桌后走了过来，说“有什么事吗？你是奉命见谁的？” 那时罗武。但他为什么要这么硬生生地对我说话呢？难道他要逮捕我吗？难道他们又要把我禁闭起来吗？我说：“罗武，你不认识我了？” 他仔细地看了我一眼，好像要刷新自己的记忆，然后泰然自若地说：“当然！你是那位开钟表铺的女士！我听说你被关了一段时候。” 我张口结舌地望着他。为什么呢？罗武完全晓得——忽然我想起我们是在什么地方。我们是站在警局的中央通道上，有半打以上的德国士兵正望着我们。而我竟向一位同组的工作人员指名招呼。这岂不等于承认我们之间有特殊的关系吗？然而地下工作最重要的一项规定是……我舔了舔嘴唇，我怎么会那么愚蠢呢？ 罗武把那些伪造的文件，从我那双发抖的手中接了过去，略略看了一下，便说：“这些文件必须由警察局长和负责监视的军事机关共同通过才行。你可以在明天下午四点钟时再把这些文件带来吗？警察局长正要准备开会，直到——” 我没听清下面的话。当罗武才说“明天下午”几个字时，我已经箭步走到门口。我在路边的人行道上站了许久，直到膝盖停止颤抖。如果需要任何的证据来证实我没有胆量和机智的话，这就是了。以前我若曾一度表现过勇气和技能，那都是神的恩赐——只是祂借给我的才能，叫我能够胜任所负责的工作。如今这些工作技能没有了，显然表示这已不再是祂要我做的工作。 我慢慢地踱回贝雅古屋。就在我要走进小巷的那一刹那，我领悟到我所要寻找的是什么。 那是碧茜。 自从我跑到医院的窗口，发觉她已经永远离开了赖文集中营时起，每时每刻我都在想念碧茜。在我的意识中，我以为只要回到哈林以后，在这间钟表铺和她所爱的家里我还会找到她。 但她不在这里。自她去世以后，我如今才第一次想起她对我说的话：“柯丽，我们必须告诉别人，我们必须告诉他们我们所学到的……” 就由那个礼拜起，我开始讲述的工作。如果这是神给我的新工作，祂必会为我预备力量及该说的话语。我骑着那辆没有胶胎的脚踏车，在哈林市和附近的小镇上来往奔走。为要带给人们一个消息——喜乐要比失望更根深蒂固。 一九四五年，在荷兰实在没有什么可以令人高兴的事。然而这也正是当时的春天人们最需要听的一种信息。那年的春天，哈林不再有“哈林新娘”的花香；河边只剩下那只树桩子，因为太大了，才没给人载走当柴烧。田园里也不再有郁金香像彩色地毡一样地点缀着原野，因为所有的花球茎都给吃光了。城中没有一家没有悲剧的。在这些绝望的日子里，我在教堂、俱乐部与私人的家中传述碧茜和我在赖文集中营里所学到的真理。 每次在这样的聚会里，我都要讲到碧茜的头一个异象：在荷兰设立一个疗养院，叫那些心灵深受创伤的人来休息，学习如何重新投入社会中去生活而不再惧怕。一次在我讲完这个异象以后，一位身材窈窕的高贵妇人向我走来。我认得她，她是韩冰玲夫人。她的家在卜萨门多的市郊，据说乃是荷兰最美丽的房子之一。我从来没有见过里面如何，只见过那个大庄园边缘的树林。那座美丽的房子就在大庄园里面。当这位衣饰高贵的妇人问我是否仍住在百德街上那幢古旧的小屋时，我不禁有点诧异。 “你怎么——是的，我还住在那儿，但——” “我母亲常常告诉我关于贝雅古屋的事。她常到那里去与你的一位姨妈见面。我相信她是做慈善工作的，对吗？” 刹那间，往事都浮现在眼前。打开侧门，让一位身穿缎纱，头戴镶着羽毛帽子的妇人进来。上楼时她的长裙和阔大的帽子轻擦着狭窄楼梯的两边。然后贞苏姨妈会站在门口，以一种肃穆而热切的表情迎接她。 韩冰玲夫人说：“我是一个寡妇，但我有五个儿子加入反抗军，四个还好好的，只是第五个儿子自从给解到德国去后，一直没有下落。当你演讲时，我心里面有一个声音不住地说：‘仁会回来的，为了感恩，你要把家开放来成全彭碧茜的这个异象’。” 两个礼拜之后，一个小男孩从侧门送来一封带着香味的信封，里面信纸上只有一行斜写着的紫色字迹：“仁回来了。” 韩冰玲夫人在她田庄的入口处亲自等着我，我们一同在通往住宅的大道上走着，两边的古老橡树在我们头上交错成荫。绕过最后一个弯时，我们看见一幢有五十六个房间的大厦座落在一片极大的草坪当中。有两位年老的花匠正在花圃中工作。 韩夫人说：“我们好久没有好好地料理花圃了。不过我想我们还能把它重新弄好。你认为让那些释放出来的囚犯们栽种花卉会对他们有帮助吗？” 我没有回答。只望着那人字形的屋顶和镶着铅板的窗户，那么高的窗…… 我的喉咙发燥。“里面——里面是不是有铺着嵌花木料的地板，正厅的周围有一圈宽阔的画廊，壁上镶着半浮雕的人像？” 韩夫人以惊奇的目光望着我：“那么，你曾来过这里！只是我不记得——” 我说：“不，我只是从别人那里听见——” 我没有再说下去，我怎么向她解释我自己也不明白的事呢？ “从一个曾经到这里来过的人口中听见的。”她简单地替我说完了那句话，丝毫不了解我心中的迷茫。 我说：“是的，从一个曾经到这里来过的人口中听见的。” 五月的第二个星期，联军收复荷兰。荷兰的国旗飘荡在每一个窗口上，荷兰的国歌在解放了的电台中日夜播放。加拿大的军队把囤积在边界上的粮食，加速运到城市里来。 六月，数百人中的第一批抵达了在卜萨门多的美丽疗养院。在这些人当中，有些人对他们的损失缄默不语，有些人则说个不停；有些人畏缩不前，有些人则过于主动。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是心灵深受创伤的人。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是从集中营出来的，其中有些人在荷兰本土的某个阁楼或后房的储物橱中藏匿了两年、三年甚至四年的时间。 在第一批到来的人当中，有一位就是康师母，也就是当年百德街上另一件钟表铺主人的寡妇。康先生在秘密的藏身处死了。她独自到我们这里来，头发灰白、老态龙钟，只要是一点点的响声就会吓得跳了起来。其他到卜萨门多的人，也都因空袭、丧失家人或是战时不停的迁徙而身心均受损伤。自一九四七年开始，我们也接纳在印尼受过日本人禁闭的荷兰人。 虽然这一切都不是出于特意的设计，但事实证明这种安排对那些曾在德国坐过牢的人确实是最好的设计。当他们各自生活时，他们很容易自叹自怜，心中只记着他们自己所受种种苦害；但在卜萨门多，他们有机会体验到自己并不是唯一受害的人。对这样的人，治疗之钥都一样，每个人都有一种创伤需要饶恕；或是那位检举他的邻舍，或是一位残忍的狱卒，或者是一名有虐待狂的德国士兵。 奇怪的是，人们最难饶恕的倒不是德国人或日本人，却是曾与敌人合作的荷兰同胞。我们时常在街上看见他们。他们的头被剃光了，眼中流露着畏缩的神情。这些与人合作过的人如今十分可怜；他们被逐出家门之外，找不到工作，在街上受尽人的讥笑和辱骂。 起初我以为我们也应该把他们邀请到卜萨门多来，与那些曾被他们害过的人左右同居，好叫他们彼此之间能生出一种共同的怜悯来。但事实证明这种办法行不通，因为那些受害的人在心理上还没有准备好。我试了两次，结果双方打起架来。因此一旦等到国内再度开办为低能男女而设的学校及收容所之后，我便把贝雅古屋交出来作收容这些曾与敌方合作的人之用。 事情就这样地干下去。战后的数年，我们作各样的尝试，犯了错误，再继续学习。那些前来为战后受害人义务服务的医生、心理治疗专家和营养专家们，有时对我们这里松弛的管理方法感到惊奇。早晚的崇拜聚会中，大家可以随时进进出出，用膳时也没什么好的礼貌。有一个人每天早上三点钟起来散步，走到哈林市去。但我没有勇气吹警哨或斥骂，也不愿意考虑装闸门或定下宵禁的时间。 果然，到了时候，人们都各自找到办法消除心灵深处的隐痛。正如碧茜所说的，这常常要从花园开始。当花儿开放或蔬菜成熟时，人们就较少谈论以往的苦境，较多谈论明天的天气。等到他们的视域逐渐扩张之后，我开始告诉他们在贝雅古屋居住的那些人的情形：那些人从来没有一个人来看他们，也从来没有收过一封信。当我提到那些与敌人合作的人而不再从他们口中听到一连串自以为义的怒言时，我就知道那个人离心理康复的时候不远了。等到有一天他说：“你说到的那些人——我在想，不知道他们想不想吃我们自己种的红萝卜”时，我知道奇迹已经出现了。 我继续四处演讲，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卜萨门多的疗养院要靠捐款来维持。另一部分的原因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要听关于碧茜的事迹。我在荷兰各地旅行演讲，又到欧洲其他地方，也去到美国。 但是心灵饥渴最深的乃是德国。德国全国都是满目疮痍，城市变成了瓦砾堆。但更可怕的是，人们的思想与心灵也都成了灰烬。只要越过国界，你便立即感觉到全国上下那种沉重的气氛。 在慕尼黑一个礼拜堂聚会时，我看到了一个人。他就是赖文集中营那间淋浴室门外的守卫，也是自我出狱以来看到的第一个我们从前的狱卒。忽然往事全回复到眼前——满房间龇牙咧嘴讥笑我们的男人，一大堆的衣服，还有碧茜那张痛苦而苍白的脸孔。 当人们陆续离开教堂时，他向我走过来。面露喜色，向我鞠躬。他说：“女士，我对你的信息多么感激。想到正如你所说的，祂把我的罪洗干净了！” 他伸出手来要与我握手。我呢？我曾那么多次向卜萨门多的人们传讲饶恕的需要，如今竟把手放在身旁，不愿与他相握。 忿怒和报复的思想在我里面煎熬，就在这时候，我看出这乃是罪。耶稣基督曾为他而死，难道我还要要求更多吗？主耶稣呵！我求祢饶恕我，也帮助我去饶恕他。 我试着微笑，挣扎着要举起我的手。但我不能，我没有丝毫的感觉，心中一点温暖和仁爱的火花都没有。我再次默祷。耶稣，我不能饶恕他，祢把祢的饶恕赐给我。 当我最后伸出手时，一件难以置信的事发生了。从我的肩膀，沿着我的手臂，通过我的手心，有一股电流似乎从我身上传到他的身上。那时我心中涌起一股对这个陌生人强烈的爱，几乎把我全部淹没。 我这才发觉，医治这世界的能力不系于我们自己的饶恕，也不系于自己的良善。乃系于神自己的饶恕与良善。当祂吩咐我们去爱我们仇敌的时候，跟着这命令而来的便是祂所赐给我们的爱。 那真需要极大量的爱。战后的德国最急需的乃是房子；据说有九百万人无家可归。他们住在瓦砾堆里，或住在只剩下了半边墙的建筑物下，有的则住在如今已废弃不用的军用卡车上。一群教会人士邀我去对一百家住在一间作废的工厂里的家庭演讲。工厂里各家与各家之间只隔着一张床单或毛毡，但这里没有隔声的设备；婴儿的啼哭，收音机的喧哗，家人吵架怒骂的声音处处可闻。我怎能对这些人讲说神的真实性，然后自己却回到城外安静的教会宿舍里去休息呢？不，在我给他们传述信息之前，我必须与他们一同住在一起。 我在那间作废的工厂里，与他们同住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一天一个救济机构的主持人前来看我。他说，他们听见我在荷兰所作助人复原的工作，他们在想——我正要开口告诉他们，我对这样的事没有受过专门训练，但他的第二句话却令我缄默下来。 他说：“我们找到一个可以作这样工作的地方。那是一个从前的集中营，刚由政府批准使用。” 我们开车到丹士达去看那间集中营。一捆一捆生锈有倒钩的铁丝网仍围绕着这集中营。我慢慢朝灰色营房中间的煤屑路上走去。推开一扇轧轧发声的门，我在一行行金属的床榻中间走着。 然后我开声说：“在每个窗口上要安装一个种花的木箱子。那些铁丝网当然要拆下来。然后我们要油漆，绿色的油漆，鲜艳光彩黄绿色的油漆，好像初春时节百物生长时的那种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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