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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佳宾游西 彼得出狱回来家中，但是并不安全。荷兰全地的年轻男孩亦如此。德国的兵工厂迫切需要工人。占领军常常会出人意料地突然包围一区的房子，入屋搜查，把所有十六岁到三十岁的男人都赶上卡车载走。这种闪电式的搜捕方式称之为“突袭”。每一个有年轻男人的家庭都提心吊胆，闻之色变。 腓立和娜莉将厨房重新布置了一番，好叫他们在突袭时能有一个紧急的藏身之处。在他们厨房地板下面有一个小小存放马铃薯的地窖。他们将通地窖的活门加大了，上面盖上一块大地毯，又将餐台移到地毯上面。 自从看过史密特先生在贝雅古屋的密室之后，我一眼就看出厨房地板下面的这个小地窖极不安全。一方面是位置过低，另一方面也许像史密特先生所说的：“那将是他们第一个要搜查的地方。”不过这个藏身窟并不是用来躲避受过专门训练之人长时间的搜索之用，只是设法能在半小时之内藏过突袭士兵的视线而已。若是这样，那个地方也许还勉强过得去…… 腓立生日那天，突袭队忽然临到这排型式相同的宁静住宅区。父亲、碧茜和我很早就来了，还带来四安士毕伟送的真正英国茶叶。 我们到来时，娜莉、安娜和家里两个年长的女孩都还未回来。此间一个百货公司宣布新到一批男装鞋。娜莉决心要给腓立去弄一双来。她说：“即使要我排一天的队也无妨。” 我们正在厨房里面跟霍琪与嘉琳聊天，突然彼得和他的哥哥罗勃两人面色苍白、气急败坏地跑了进来：“士兵！快点，他们在隔壁过去两家，正朝我们这边走来！” 拖开桌子，掀起地毯，罗勃先从揭起的活门中爬下去，仰面躺下，彼得也滚了下去，睡在罗勃身上。我们急忙把活门盖好，再把地毯匆匆拉过掩在上面，又将桌子搬回原处。碧茜、霍琪和我用发颤的手把一块长台铺在桌上，又摆了五个位子，大家坐下来准备喝茶。 走廊上传来东西打碎了的声音，前面碰地一声被推开来。接着附近又是东西摔碎了的声音，是霍琪打碎了一个茶杯。两个穿着德国制服的士兵跑进厨房来，手中举着来福枪： “停在原处，不许动！” 我们听见士兵匆匆上楼的脚步声。另两个士兵眼中流露着厌恶的表情向四周环视，仿佛不信全屋除了女人外，就是一个老人而已。如果这些士兵多看几眼嘉琳，必然会看出她的秘密来，因为她脸上充满了恐怖的神情。然而他们心中想着的却是另外一些事。 “男人都在哪里？”那位较矮的士兵用生硬而口音沉重的荷语问霍琪。 她说：“这两位是我的姨妈，这是我的祖父。我父亲在学校，我母亲上街去了，还有——” 那人用德语咆哮说：“我没有问你们全族的人！”随即又改用荷语说：“你的兄弟在哪里？” 霍琪望了他一眼，随即垂下头来。我的心几乎停止跳动。我晓得娜莉如何教育她的孩子——但是在这种时刻之下，说一次谎总该可以吧！ 那位士兵又问：“你有兄弟吗？” 霍琪低声说：“有的，我们有三个。” “他们多大了？” “廿一、十九、十八。” 楼上传来开门和关门的声音，还有家具拖离地板时的摩擦声。 那士兵继续问：“他们如今在哪儿？” 霍琪弯下腰，从地板上拾起茶杯的碎片，那人把她拉起来：“你的兄弟都在哪里？” “最大的一个在神学院，他晚上多数不回家，因为——” “其他两个呢？” 霍琪气也不喘一口： “他们都在桌子下面。” 那个士兵用枪示意，叫我们大家离开桌子，然后抓住桌布的一角，同时向另一个较高个的士兵点点头，那人屈身蹲了下来，手按着扳机，于是他把台布掀开。 终于那个压抑太久的紧张情绪爆发了。霍琪疯狂地笑个不停。两个士兵一转身，这个女孩子是在笑他们吗？ 那个身材爱笑的士兵怒吼着说：“不要把我们当傻瓜！”随即满脸怒容地大步踏出了厨房，几分钟后全队士兵都出去了。然而不幸的是，在出门之前，那个一直没有出过声的德国兵瞥见我们带来的那包宝贝茶叶，竟毫不客气地拿起来，放进他自己的口袋里去。 那天晚上的晚餐真可说是奇怪的一顿晚餐。我们一面从心底向神献上感谢，另一方面大家又起了极激烈的辩论，这是我们亲密的家庭中从未有过的。娜莉站在霍琪一边，坚持说她也会像霍琪一样地回答：“神尊重说诚实话的人，祂有奇妙的办法保护他们！” 彼得和罗勃因藏在活门底下，亲身经历过险境，因此并不敢大力确定娜莉的见解是对的。我向来就没有娜莉那份胆量，也没有她那种信心。但我看得出其间矛盾之处。“说诚实话，做不诚实的事实在不合逻辑！安娜的假证件和嘉琳穿的女佣制服，对这些你又怎样解释呢？” “‘耶和华啊！求祢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这是诗篇一百四十一篇上的话。”娜莉引经据典，而且面露得色。 “好吧！但那架收音机呢？我得说谎才把它留下来的！” “柯丽，我敢保证凡你所说的都是出于爱心！”父亲慈祥的声音叫我对自己这样激动感到惭愧。 爱心！爱心该怎样来表达呢？神怎能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同时彰显真理与仁爱呢？ 借着死！是的，借着死，真理与仁爱才能同时被彰显出来。就在那天晚上，这个答案极其明显地出现在我眼前，令我不寒而栗，是我过去从未体验过的。的确，基督的十字架早已铭刻在整部世界历史当中了。 自一九四三年初起，情势每况愈下，到我们这个地下工作站来寻求庇护的犹太人愈来愈多，可是替他们寻找安全避难所的工作却愈来愈难。即使有了粮食配给证和伪造的证件，我们也无法给他们找到足够的住处。我们晓得迟早我们得开始在这座城市中藏匿难民。令人伤心的是第一位我们要安排的就是我们最亲爱的朋友。 一天早上，店中正忙的时候，碧茜悄悄地从工作室的后门走了进来。她说：“傅利斯和他太太嘉图来了。” 我们十分惊奇，傅利斯从来不会在大白天到贝雅古屋来的，因为他担心他的黄星徽会给我们带来麻烦。于是父亲与我急忙随着碧茜上了楼。 傅利斯开始叙述事情的经过，前一天晚上伪政府方面派人来访，宣布没收他的铺子。谁管傅利斯是个基督徒？伪政府方面的人来说，任何犹太人都可以为了避免被捕而改信基督教。这天早上，一个穿制服的德国人来了，正式宣布“为了国家安全”的缘故，铺子必须关门。 可怜的傅利斯说：“可是——如果我对国家安全有威胁，他们必然不会止于没收我的铺子。” 当然他们不会到此为止。然而城外已经没有收容所了。事实上这时我们所知的唯一住址乃是一名叫波亚女人的家，她离贝雅古屋不到四条街。 当天下午，我到波亚太太家去敲门。她是一个肥胖的女人，身穿蓝色的棉布罩衫、脚穿拖鞋。我们经常供应她所需的粮食配给证，也曾在那儿安排过一次紧急的盲肠手术。她带我去看她顶楼的住处，有十八位犹太人住在那里，大都是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波亚太太说： “他们给禁闭得太久了，又唱又跳，吵闹不停。” “再多一对夫妇如果太挤的话……” “不会，不会……我怎能不收容他们呢？今晚带他们来，我们会想办法。” 就这样，傅利斯和嘉图搬进了波亚太太家，住在顶楼一间狭小的卧房里。碧茜每天到他们那里去，给他们带一点自己烤的面包和一片肉肠。然而碧茜最挂心的倒不是他们两个人的心情，而是他们性命的安危。 她对父亲和我说：“你们晓得他们有性命之虞。那班年轻人的确到了快要爆炸的地步。今天下午他们闹得那么厉害，我走到街上都能听见他们的声音。”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其他要担心的事情，就是荷兰严寒的冬天。这一年很少下雪，但天冷的早，严冬又迟迟不去。市内燃料十分缺乏。公园里和运河沿岸的树木都逐渐开始失踪，人们偷偷地把它砍下当柴烧了。 每家室内都是既潮湿又阴冷，这对老幼特别不利。一天早晨，我们在餐厅读经时，基士没有来，后来在工作室也没有看见他。他的房东发现他冻死在床上，洗脸盆中的水都结冰了。我们为这位老钟表匠穿上六年前我们举行百周年庆祝会时他曾穿过的那套漂亮的西装和背心，把他埋葬了。 春天姗姗来迟，我们在傅利斯夫妇所寄住的狭小寝室中开了一个小小的庆祝会，庆祝我五十一岁生辰。 一个星期之后，四月廿二日，嘉图一人来到贝雅古屋，她一进门就哭了。“那班愚蠢的青年简直疯了！昨天晚上其中有八个人离开屋子，当然一下子就给拦截逮捕了——他们连腮旁的胡子也懒得挂。纳粹的秘密警察毫不费力地从他们身上获得一切的情报。” 接着她告诉我们，清晨四点的时候，他们的住宅遭突击检查。但嘉图获释，因他们发现她不是犹太人。“可是其他的人包括傅利斯和波亚太太都给逮捕了。呵！他们的命运将会怎样呢？” 以后三天，嘉图每天由清早到宵禁都留在哈林警署，不断请求任何一个荷兰和德国官员准她与丈夫见一面。当他们把她赶出去，她便站在街口对面的人行道上，默默等待。 礼拜五刚好是正午休息的时间，前铺中挤满了顾客。突然一个警察推门进来，他稍微迟疑了一下，随即走进后面的修理室内。他名叫罗武，就是当君士达第一次为我们送粮食配给证来时在场的那位警察。他把帽子脱下，我再次看见他那耀眼的橙红色头发。 罗武说：“这手表还是走得不准。”随即脱下他的腕表，放在我的工作台上，又将上身前倾。难道他有话要说吗？是的。“傅利斯明天要解到阿姆斯特丹去。如果你想见他，今天下午三点准时来。”随即又放高声调说：“你看见了吗？长针在表面顶端走得不顺。” 那天下午三时正，嘉图和我踏进警署的双重大门，值班的警察正是罗武本人。 他粗声地说：“跟我来！”他领我们穿过一扇门，沿着天花板很高的走廊走去。最后我们在一个上了锁的铁门前停了下来。他说：“在这里等。” 铁门那边有人开了门。罗武进去了好几分钟，铁门又打开了，站在我们前面的正是傅利斯。罗武退后站着，傅利斯张臂拥抱着嘉图。 罗武在旁低声说：“你们只有几秒钟。” 他们分开来，彼此凝视着。 罗武再说：“对不起，他必须回去了。” 傅利斯吻吻他的妻子，然后庄严地握住我的手。我们眼中都是泪水，傅利斯第一次开口说话：“我会利用我的处境——无论他们把我带到什么地方，我都会用它为耶稣作见证。” 罗武抓起傅利斯的肘臂。 “傅利斯！我们每天会为你多次祷告。”门关时我哭了出来。 虽然我没有告诉任何人，但我直觉到这是我与我们的“猛犬先生”最后一次的见面。 那天夜里，我们开会讨论罗武。碧茜和我还有一打左右为我们传递消息的男女青年都在场。如果罗武肯冒他自己安全的危险来通知我们关于傅利斯被转解的消息，那么也许他也应该加入我们的工作阵营。 我大声说：“主耶稣，我们现在的决定可能危及我们大家与罗武。”然而就在说话的时候，我心中对罗武这个人突然涌起十分确切的信心。但我同时也在想，不晓得还有多久我们要依靠这种“知人之明”的直觉而行。 我派了一位少年人在第二天罗武下班时去跟踪他，打听出他的住处。如今那些年龄较大的年轻人，因有被抓去工厂作工的可能，因此我们只在晚间差派他们出去，而且多半的时候要乔装成女人。 第二个星期，我上罗武家去拜访。进门后，我说：“你不晓得我们多么感激你设法让我们跟傅利斯见面。我们该怎样才能报答你呢？” 罗武用手理了理他那头发亮的头发，说：“有一件事你或者可以作的。我们监狱里有一位负责清扫工作的妇人，她有个役龄的儿子，曾两次险些被他们抓去。她心急要找一处地方给他住。” 我说：“我也许能帮忙。你想她能借口要修表来见我一趟吗？” 第二天，杜丝来到贞苏姨妈的房门口，那时我正在忙着与两位新来的志愿工作人员谈话。由于我们的地下工作越来越需要花时间，我只得把楼下钟表铺的工作交给杜丝和父亲。杜丝说：“楼下有个样子滑稽的小妇人。她说她叫美芝。又说告诉你是罗武叫她来的。” 我在餐厅里见到美芝。握手时我觉得她的手异常粗涩，显然是由于多年来洗擦地板的缘故。她的下颏上长了一小撮毛。我说：“我听罗武说你有一位你引以为荣的儿子。” “哦！是的。” 美芝一听立刻面露光采。 我将她带来的古老大闹钟收了下来：“明天下午来取你的闹钟，我希望到时会有好消息。” 那夜我们听取我们情报人员的报告。这个漫长酷寒的冬天逼使好几处的人愿意冒险收容难民。哈林市附近，有这样的一个郁金香农场，但那个农场主人说，要收取费用才肯冒这个险。我们必须付出相当的数目，而且他只收银币，而非纸币，此外还要另加额外的粮食配给证。很少“主人”会所取费用；但如果有人要收费，我们当然乐意付给。 第二天早上，当美芝来时，我从皮包中取出一张小额的银行本票，将其中一角撕下。我说：“这是给你儿子的，今晚叫他到顾堡去，等在去冬被砍下的一颗树桩子旁边，面对着运河站着。这时会有一个人过来问他有无办法兑换银行本票。你的儿子就要拿这张本票与那人手中的一角对合，然后跟着那人走，不要问什么问题。” 美芝用那双粗糙如砂纸的双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这时碧茜正好走进餐厅来。美芝说：“我会报答你的！总有一天我会设法报答你的！” 碧茜和我相视一笑，对我们所面临的庞大需要，这个简朴的小妇人又能帮上什么忙呢？ 我们的工作就这样一天天的扩展，每当我们有一个新的需要，立刻也就有一个新的解决方法在等待着我们。比分说，借着毕伟，我们认识了一位在中央电讯局工作的人，他工作的部门专门负责处理接线与截线。经他在电线和电话号码上动点小技巧后，我们的电话很快便接通了。 那天当后墙上静默了三年的老电话第一次响起来时，我们真是何等兴奋！我们又是多么需要它呵！因为如今有八十个荷兰人——包括年老的妇人，中年的男子再加上我们那群青年人——一同在我们这个“机构”中工作，有时我们戏称自己是“神的地下工作人员”。这些人多数彼此没有见过面；我们尽可能减少大家面对面接触的机会。然而大家都知道贝雅古屋是总部，是情报网的中心，是纵横错杂的线头之总结。 如果说电话给我们带来不少方便的话，它同样也带给我们新的危险——这正如我们每次要新添一个工作人员或新设一个联络站一样。我们把电话铃的响声拨到最低的音量，紧紧供我们能听见的程度；可是当电话铃响起时，谁晓得会有谁正好经过我们后房的走道呢？ 我们同样也要担心，街头上下那些好奇的眼睛，究竟还有多久他们会继续相信这间小小的钟表铺生意果真那么好？不错，修理钟表的生意确是十分兴旺，我们店中仍有许多真正的顾客出出入入。可是来往的人群毕竟太多了，尤其是在黄昏的时候。宵禁的时间如今改由七时开始，这么一来，在春天与夏天的晚上，工作人员根本不可能合法地在街上走动。 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正是宵禁前的一小时半，我不耐烦地坐在工作台后面，思想着上面种种的问题。有六个工作人员尚未回来，又有那么多的线索必须在七点之前整理就序。其中有一件事是，今天是月头第一天，君士达应该把新的粮食配给证送来了。那一百张配给证，在一年前似乎是一种奢侈的要求，如今却已与我们的需要相差得太远。君士达不过是供应我们配给证的人中的一位而已，有些偷来的配给证则是来自遥远的德福特镇。我在想，还有多久我们能够这样做下去？还有多少时候我们能继续倚赖这种奇特的保护方式行事？ 突然我的思路给侧门的铃声打断了。碧茜与我同时抵达门口。街巷中站着一位年轻的犹太女人，手中抱着一个用毛毡裹着的小包袱。站在她后面的是位妇产科医院的见习医生。 他在后房的走道上告诉我们，这个婴孩早产。因为她无处可去，他已把产妇和婴孩留在医院里，超过医院所许可的时间了。 碧茜伸手抱过婴孩，就在这时候，君士达从通前面铺子的门走进来。看见有人在走道上，他霎了霎眼睛，然后煞有其事地开始读墙上的电表。那位年轻医生，以为他是真正查电表的工人，吓得面如土色。我渴望能够向他们俩人解释清楚，但晓得这一群人越少彼此认识，对大家便越安全。那位可怜的见习医生匆匆说声再见，就从门外消失了。碧茜与我把那女子和婴孩带上餐厅，关上门，留下君士达一人在楼下办他的公干。 碧茜倒了一碗淡淡的骨头汤，这原是她准备晚餐时喝的。婴孩开始尖声啼哭；我摇着他，好让母亲喝汤。这是一个新的危险。这样一个小小的难民，尚不懂得哭声会惹来危险。我们在贝雅古屋招呼过好些犹太孩子们过夜，有时连过几夜。连最小的孩子都学会了保持静默，俨然像个逃避猎人的小动物一样。但这个才出生两个星期的婴孩，他怎么晓得这个世界对他对么不欢迎。我们必须尽快替他们找一处远离其他房子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一个顾客走进铺子来，这真是天赐良机。他是我们的一位牧师朋友，在牧养哈林城外一个小镇的教会。他的房子座落在一个宽阔的公园里面，树林很多，离街市又远。 我说：“牧师，您早！”脑子中有了一套如意算盘。“有什么事吗？” 我看了一下他带来修理的表，需要配一件罕有的零件。“牧师，为了你我们会尽量做得好。但如今我也有一件事要向你坦白。” 牧师眼中流露着迷茫的神情：“向我坦白？” 我把他拉出后门，上楼进了餐厅。 “我必须承认我也在寻找一件东西。”牧师的脸部因皱眉而起摺了。“你愿意收容一个犹太母亲和她的小婴孩吗？不然他们会被捕的。” 牧师面无人色，退后了一步说：“彭小姐！我希望你没有卷入那种非法收藏难民和地下工作者的活动。那实在危险！替你父亲想想！还有你的姊姊——她身体素来软弱！” 我一时心血来潮，请他稍微等候，立即飞奔上楼。碧茜把这新来的客人安置在以前伟廉的房间里，也是离街最远的一间。我徵得婴孩母亲的同意，暂借婴孩一用。小东西轻飘飘的，抱在我手臂中简直好像没有重量一样。 回到餐厅，我把婴孩脸上的罩被揭开。 室内有一段长时间的静默，那位牧师倾身向前，情不自禁地伸手触摸那卷缩在毛毡上的小拳头。我看见同情心与惧怕在他脸上挣扎了片刻。最后他直起身来，说：“不行，绝对不行，为这个犹太婴孩我们很可能要丧命的！” 大家都没有注意到，父亲突然出现在门口，他说：“柯丽，把孩子给我。” 父亲怜爱地抱起那个婴孩。他雪白的胡子触及婴孩的面颊，两眼紧紧地注视着他。父亲的眼睛蓝得像婴孩的眼睛，也流露着同样天真无邪的表情。终于他抬起头来，望着那位牧师说：“你说为这个孩子，我们可能会丧命。我认为若是如此，那真是我们家最大的荣幸。” 牧师急速回步转身，走出了餐厅。 于是我们只好接纳一个无可奈何的解决办法。在哈林市的尽头有一个转运农场，可以短期收容难民。但那不是个好去处，纳粹的秘密警察已经到那边搜查过了。但我们一时又找不到别的地方。那天下午，两位工作人员便把这位妇人和婴孩带到那边去了。 几个星期之后，我们听见那个农场遭突袭。当秘密警察走进那妇人藏身的牛房搜查时，因害怕过度失声尖叫的不是婴孩，却是那位母亲。她和她的孩子以及庇护他们的人都一同被捕了。 我们一直不晓得他们后来的命运如何。 虽然我们有位朋友在电讯局中工作，但我们不敢断定没有人偷听我们的电话，因此我们采用钟表的术语为暗号，传递我们地下工作的情报。 “我们这里有只女表需要修理。可是找不到发条，你晓得谁有发条吗？”(我们这里有一位犹太女子需要一个藏身之处，但在通常联络的人当中找不到安顿她的地方。) “我这里有一只表，表面不好。其中一个数字松了，阻碍时针的转动。你晓得有谁做这种修理工作吗？”(我这里有一个犹太人，他的面孔是典型闪族人的脸，你知道有谁肯冒特别的危险收容他吗？) “对不起，你留下的童装表无法修理。你有收条吗？”(一个犹太孩子在我们的一间房子里死了，我们需要一张埋葬许可证。) 六月中旬的一个早上，电话铃响了，那信息是这样的：“我们这里有一只男装表很使我们头痛。一时又找不到任何人会修。主要是他的表面十分老式……” 这表示有一位犹太人，他的外表叫人一看便知道他是犹太人。这是最难安置的一种。我说：“把那表送到我这里来，看看我们这边有没有办法修理。” 晚上七点正，侧门的门铃响了。我们都还坐在餐桌旁喝着用玫瑰叶和樱桃茎所沏成的茶。我朝窗外的镜子瞥了一眼。光从他头部的侧面我也能看出他是个“老式的表”。他的外型、他的衣服和他站着时的姿态都显示出他是个典型乐观的犹太人。 我跑到门口：“请进来。” 这人看来三十出头，身材欣长，面露笑容，两耳突出，头有点光秃，鼻上戴着只细细的眼镜。一见我就向我深深一鞠躬。我也立刻开始喜欢他。 关上门后，他随即取出一只烟斗来，说：“第一件我要问的是我要不要把我的好朋友——烟斗留在后头？梅雅·莫素理是不容易和他的好友烟斗分开的。但如果这位好心的女士认为烟味会熏坏你的窗帘，我也很乐意与我的朋友尼古丁告别。” 我大笑。在所有到我们这里来的犹太人当中，这是第一个带着愉快表情进来的，而且也是唯一一个还关心到我们舒适与否的人。 我说：“你当然得保留下你的烟斗。我父亲抽雪茄——我是说在这种日子里他如果能找到一枝的话。” “呀！这种日子，”莫素理先生高举双手，用力地耸耸肩膀。“当野蛮人得势掌权的时候，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领他上到餐厅。有七个人坐在桌旁，除了父亲和碧茜外，还有一对等着我们安排去处的犹太夫妇及三位工作人员。莫素理先生的两眼直望着父亲。他高声地说：“呀！原来是一位可敬的犹太族长！” 这样的话正合父亲的胃口。他随即以同样幽默的语气回答说：“呀！又是一位选民中的弟兄！” 莫素理又说：“老先生，你能背诗篇一百六十六篇吗？” 父亲眼露喜色，愉快地笑了起来。当然诗篇是没有一百六十六篇的。诗篇一共只有一百五十篇，那必然是个笑话。而父亲最喜欢的便是这类有关圣经的笑话。“诗篇第一百六十六篇？” 莫素理说：“要我背给你听吗？” 父亲欠欠身表示同意，于是莫素理开始开声朗诵。 “但那是诗篇第一百篇！”父亲插嘴说。接着他面露喜色。当然！诗篇第六十六篇也是以同样的语句起首的。原来莫素理所问的乃是诗篇第一百篇“和”六十六篇(译者注：外国人说“一百六十六”时，常在“一百”与“六十六”之间加一个“和”字)。那天晚上，我听见父亲一直喃喃在说“诗篇第一百‘和’六十六篇！”说时仍笑个不停。 八点四十五分，父亲从架上取下那本用铜铰链装钉的老圣经，打开昨晚我们读过的地方——耶利米书。然后他灵机一触，把圣经推到莫素理先生面前。 父亲说：“如果今夜你给我们读圣经，我们会感到十分荣幸。” 莫素理以十分爱慕的手势拿起圣经，站了起来。又从口袋中取出一顶小小的祈祷帽，然后以低沉的声调，半吟半唱地读出那位古老先知的话。他的语调是那么富有感情，以致我们每个人都宛如听见当年被掳的犹太人的哭声。 后来他告诉我们，他曾是阿姆斯特丹一家犹太会堂中起应诗的领唱人。虽然他为人活泼、轻松，其实他也曾受过许多苦。他的家人多数被捕；如今他的妻子和孩子们藏在荷兰北部的一个农场中，只是那家农场不肯收容他——“为了十分明显的理由”，说时他对自己这张明显的犹太人面孔发出一丝苦笑。 渐渐地我们大家都觉得这位可爱的犹太人应当在贝雅古屋长住下去。这当然不是个理想的地方，但对莫素理来说，任何地方都谈不上什么理想。 有一天晚上，我对他说：“至少你的名字不应该这样犹太化。”自从伟廉研究教会史以来，我已学到第四世纪中一位受人尊敬的教父，名叫游西毕。我心中有了一个决定：“我认为我们该称呼你游西毕。” 当时我正与吉儿和其他几位年轻人坐在贞苏姨妈的前房。他们刚为我们带来伪造的旅行证，只是宵禁时间已过，他们来不及回家了。 梅雅·莫素理把身子往后一靠，两眼望着天花板，默默地沉思了一会儿，接着把烟斗从口中拿出来。“游西毕·莫素理”他细细咀嚼着这个名字：“不，那好像不很妥，还是称作外邦人游西毕·莫素理吧！” 我们大家都不禁大笑，碧茜说：“不要装傻，你连名带姓都得改。” 吉儿揶揄地看着父亲说：“公公，你看史密特这个姓如何？近来这倒是个颇吃香的姓。” 父亲丝毫听不出吉儿话中的幽默。他一本正经地说：“对了，那可真是一个十分吃香的姓氏！” 于是我们的梅雅·莫素理就变成了游西毕·史密特。 更名换姓还是件易事——从此我们都叫他“游西”，可是要游西吃犹太律法书中认为是不洁净的食物则是另外一回事。当然我们对任何食物都要存感谢的心领受。在德军占领荷兰的第三年，我们经常要花好几个钟头的时间排长龙买食物。 有一天，报上宣布配给证中的第四张粮券可以换取猪肉肠，这是我们好几个礼拜来第一次有肉配给。碧茜仔细地预备那晚的大餐，更小心地留下每一滴猪油，好作日后调制其他食物之用。 当碧茜把一锅热腾腾的马铃薯炖肉肠拿上餐桌时，她对游西说：“游西，好日子到了。” 游西把烟灰从烟斗中敲了出来，开始认真考虑面前所面临的难处。他出身于严守犹太人律法的高尚家庭，又是该家族长房的长子，一向只吃犹太人视为洁净的食物，但如今竟被人邀请吃猪肉！ 碧茜把一份肉肠马铃薯放在游西面前的盘子里说：“请随便用。” 肉香扑鼻，使我们这班数周不问肉味的人馋涎欲滴。游西用舌头舔舔嘴唇说：“当然，在犹太法典中对此有明文规定。”他用叉子叉了一块肉放进嘴里大嚼，举目望天，显然吃得津津有味。“一吃过饭，我就要去翻开法典好好查一下。” 我们一向迟疑收容长期的住客，但游西的来临似乎打破这样的惯例。于是一周内我们家中连添了三位长期住客。最初来的是卓浦，他是我们钟表铺的学徒，父母住在市郊。上下班的途中相当危险。他曾有两次差点给德军抓去做苦工。当第二次这样的事发生后，他的父母要求我们把他留在贝雅古屋，我们同意了。其他两位是犹太人，一位名叫韩克，是个年轻的律师。另一位叫凌德，是位教员。凌德对我们贝雅古屋的秘密生活有极大的贡献，他为我们装置了一套电动的警报设备。 如今我已晓得怎样摸黑到毕伟那边去了，我能在漆黑的街道上骑着单车飞驰，技术绝不下于吉儿。一天晚上当我感激地从他手中接过一杯咖啡后，我这位斜眼的朋友叫我坐下，准备开始教训我。 等他那臃肿的身体在一张天鹅绒的椅子上坐定后，他开口对我说：“柯丽，我听说在你们家里没有警报的设备。这简直是愚蠢。同时我还听说你没有经常给家里的住客练习在紧急时如何躲藏。” 我一向对毕伟竟会如此熟悉贝雅古屋内的一切感到惊讶。 毕伟继续说：“你晓得突袭很可能在任何一天来到。我看不出你怎能避免不遭突袭。经常有几十个人出出入入——而伪政府的工作人员就住在对街康家楼上。” “如果我们的住客不能及时藏入密室，那密室就对你毫无用处。我认识凌德这个人。他是个好人，也是个手艺相当不错的电匠。叫他在有门窗向街的每个房间里装一个警报器。同时大家要实习藏匿，直到一分钟内能让你所有的住客都藏进密室，而房内能没有丝毫蛛丝马迹可寻为止。我会差人到你那边去帮你开始训练。” 那个周末，凌德做好一切装备的工作。他在近楼梯顶的地方装了一个警报器——声音够响，使屋内所有的人都能听见，但又不会传至屋外。然后他在每一处有利的地点，也就是最先可能发现危险的地方，装一个电钮，通至警报器。有一只电钮是装在餐厅窗槛底下，恰好在映照侧门的镜子下面。另一只电钮是装在楼梯底下的通道上，正在侧门内。第三个电钮则装在通百德街的前门旁边。另外在铺子的柜台后面，每张工作台下以及贞苏姨妈房间的窗子底下也都装了电钮。 于是我们准备作第一次的疏散演习。我们家中那四位不能见人的“家属”已经每天必须两次爬入密室：早上一次去收藏他们的睡衣、被褥和洗漱用具，晚上则去收藏他们白天的用品。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如果要在此留宿，也得收藏他们的雨衣、帽子和任何随身带来的物件。这么一来，我的寝室顿时就成了熙熙攘攘的交通要道。原来就很狭小的寝室，如今则比以前更窄了一码。许多夜里当我醒来时，张眼却看见穿着长袍、戴着睡帽的游西，正忙着把他白天的放进密室里去。 疏散演习的目的乃是要看看室内的住客，无论在白天或夜晚，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要花多少时间藏入密室。一天早晨，一位面色苍白的高个子青年从毕伟那边来到贝雅古屋，要指导我们如何练习疏散演习。 当那位年轻人自我介绍之后，父亲高声说：“史密特，真奇怪，近来我们这里倒来了不少姓史密特的人。你很像……” 史密特先生很温和地摆脱了父亲对他家谱的查问，跟我上了楼。 他说：“用膳的时间与半夜都是突袭最常发生的时候。”于是他逐间查看，到处指出有多过三个人住在这里的证据。“注意字纸篓和烟灰碟。” 他在一间寝室门口停了下来。“如果突袭是在夜间发生，住客们不仅要把床单和毛毯带走，还要记得把床垫翻个面。这是那些秘密警察最爱用的一个诡计，他们会用手试试床上是否是暖的。” 史密特先生留在我们家里吃了午餐。那天餐桌上共有十一个人，包括昨夜“护送”一个犹太女子来的一位太太与她的女儿，她们是我们地下工作人员的眷属。吃过午餐后，他们要出发到卜拉班的一个农场去。 碧茜把她精心调制的炖肉端了出来，正在忙着分派时，突然史密特先生一声不响的往椅背上一靠，伸手按那装在窗下的电钮。 楼上的警报器立刻嗡嗡作响。大家都跳了起来，抓起玻璃杯和餐碟，拥上楼梯。我们家的猫也吓得跑到窗帘上，抓着窗帘布吊在半空中。我听见有人在喊：“快点！”“不要叫得这么响！”“你的汤洒出来了！”父亲、碧茜和我则忙着重新布置餐桌，要排成好像只有三个人在吃饭的样子。 史密特先生说：“不，留下我的位子。你们怎么不能有客人一同用餐呢？其实那位太太和她女儿也可以留下来的。” 我们终于重新坐下，楼上则是鸦雀无声。 全部过程共费时四分钟。 不久以后，我们大家又再度围坐在餐桌前。史密特先生则一一指出他所发现的漏洞：楼梯上有两只汤匙和一片红萝卜。在一间“无人住”的卧室里有烟斗灰。每双眼睛都望着游西，他连耳根子都红了。 他又继续指出饭厅墙上挂着的那位太太和她女儿的帽子说：“还有那些，如果你们要躲藏，那么一定要先停下来想想你来时带了什么。此外，你们简直疏散得太慢了。” 第二天晚上，我再按电钮，这次疏散的时间比上次少了一分三十三秒。到第五次演习时，他们只费时两分钟，但仍没有办法达到毕伟的理想，能在一分钟内疏散妥当。经过继续演习的结果，我们终于做到能随时把那些必须躲藏的人在七十秒钟内藏匿起来。父亲、杜丝和我则练习“延阻的技术”。万一纳粹的秘密警察从前面进来，我们可以设法尽量拖延时间；碧茜也设计了一套她自己的拖延办法，以防他们从侧门进来。利用这些拖延的巧计，我们希望能够争取到那救人命的七十秒钟。 由于演习的过程与实际情况十分接近，弄得每个人的心情都万分紧张，虽然没有人明说，但惧怕的阴影一直笼罩在大家心头——为了减轻这种过于紧张的情绪，我们尽量设法把演习弄得轻松些。我们彼此说：“让我们弄得好像在玩游戏。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打破上次的记录！”在我们的工作人员当中，有位是在我们住的下条街上开面包店的。每个月初，我会给他一些白糖配给证。等到我决定要举行演习的那天，我会到他铺子里去拿一包奶油松糕来——这是当年缺糖的日子中难以形容的宝贝食品——秘密地收藏在我的工作台里，当一次演习成功后，便拿出来当作奖品。 每一次定购的奶油松糕数量都要比前一次多。除了那些我们想训练他们加入地下工作的人员之外，我们又增添了三位长期住客：戴蒂雅、万美达和余玛莉。 余玛莉今年七十六岁，是我们最老的一位客人，也是最有问题的一位。当玛莉第一次进门时，我就听见她的气喘声，这也是无人肯收留她的原因。 由于她的哮喘病会妨碍到其他住客的安全，我们决定开会讨论这个问题。那七位对这事最关心的住客——游西、卓浦、韩克、凌德、美达和玛莉自己——连同父亲、碧茜和我聚在贞苏姨妈的前房一同商讨。 我开口说：“让我们开诚布公地承认，玛莉有她的难处——特别是在她爬上楼梯之后——这会危及你们大家的安全。” 大家默不出声，玛莉的哮喘声似乎更响了。 游西问：“我可以说话吗？” “当然可以。” “我的意思是我们大家到你们家里来住，都是因为某些的难处。我们都是没人要的孤儿。任何一位都可能危害到别人的安全。我提议让玛莉继续住下去。” 律师韩克说：“你说得好，让我们投票来决定。” 有人开始举手，玛莉挣扎着说：“要不记名投票。这样就不会有人觉得不好意思投反对票。” 韩克从另一个房间的桌子上拿进一张纸来，把它撕成九份。他把纸头也分给父亲、碧茜和我，说：“你们也该投票。万一我们被发觉了，你们也会与我们一同受苦的。” 他又发给每个人一枝铅笔：“如果你认为太冒险，就写个‘不’字；如果你认为她该留下来，则写个‘是’字。” 有片刻的时间室内只有铅笔在纸上摩擦的声音，然后韩克收回所有摺好的票。他默默无声地将它们一一打开，然后伸手把全部的票都放在玛莉的膝盖上。 九张小纸片，每张上面都写着一个“是”字。 于是我们的“家”便这样形成了。其他的犹太人只在此停留一天或一个礼拜，但这七个人会一直在此长住下去：他们是我们这个快乐家庭的中坚份子。 在这样的时候，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还能够保持快乐的心情，这完全要归功于碧茜。我们的客人在身体活动方面受到极大的限制，可是每晚在碧茜的领导之下，大家都能尽情地活动。有时我们有音乐节目。凌德拉小提琴，蒂雅是个造诣极深的音乐家，她则负责钢琴伴奏。有时碧茜宣布今晚是“温德尔之夜”(温德尔可说是荷兰的莎士比亚。)，我们大家则分别朗诵其作品的一段。她又说服了游西每礼拜花一个晚上教大家学希伯来文，另一晚则由美达教大家意大利文。 然而晚间的活动时间很短，因为哈林市每晚有用电的管制，而蜡烛则要留到紧急时使用。当灯光摇曳闪烁，最后终于完全熄灭之后，我们就会回到楼下的餐厅。我们将我的脚踏车放在那里，后轮离地架起。我们中间一个人去坐在上面，其他各人则坐在椅上。那位坐在脚踏车上的人则尽力踏着脚踏车的踏板，使车灯发亮。另一个人就会打开我们昨夜读过的一章书诵读。当车夫与朗诵的人都累了时，我们再换人。所读的东西则包括历史、小说和戏剧不等。 父亲每晚在九点十五分晚祷之后就上楼休息了，但我们其他人都流连不去，不愿意打断这样的团契。每到不得不结束晚间的节目时，大家还会有依依不舍的感觉。有时当我们终于起身回到各人的卧房里去时，游西还会满怀希望地说：“唔！也许今晚会有演习！差不多一个礼拜我没有吃奶油松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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