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年殉道的毕碧丽教士
Miss Dorothy Jean Bidlake
1899年七月，毕碧丽教士生于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敬虔爱主的双亲，从小就用圣经教导她，带她上主日学。夏博士（Dr. Norman B. Harrison）1911年秋到西雅图，任大学长老会（University Presbyterian Church）牧师，这位十来岁的女孩因他传讲的信息而归主。
在教会和家庭的双重牧养下，她渐渐成长。因著爱主的父母常以主的事为念，影响她的生命与主同行。当时青年信徒对外宣教的热忱更是震撼各地教会。有这样的背景，她毫不迟疑地奉献事主，预备到海外宣教。她先进罗省圣经学院（Los Angeles Bible Institute） 受造就，后往芝加哥深造，随即获中国内地会接纳。1923年九月抵上海，转往扬州接受语言训练。
奉献见证
毕教士出发前，以「主需要我们」为题写下见证：
「我们顺服神的带领，圣灵便让我们甘心乐意地做主所安排的事工，遵主旨意摆上自己作活祭。无论主领我何往，也不管他的旨意如何，只要全心全意信靠他，定能得胜！
「主的命令是『去』，他的应许是『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这样，我们还要什么呢？如今主耶稣不再在会堂、街上、旷野传道，他已回父家，把传好信息的使命交托我们。他头上留下荆棘冠冕的伤痕，手上留下钉痕，把我们从罪中释放出来，赐我们圣灵，将来更带我们进入荣耀里。我们能令他失望么？
「我对中国内地会的事工有不少认识，因三十年前祖母已是内地会祷告团契的成员，也订购了《中国亿兆》。我双亲十年来都非常看重宣教事工。四年前，我家曾招待一位内地会宣教士，这位敬虔爱主的客人的一举一动，留给年轻的我很深的印象。我若蒙召作宣教士，定会选内地会。
「两年前，我在罗省圣经学院求学时，才真真正正面对『为什么不去呢？』这问题。虽然我非常愿意，且也预备好要『去』，但还没清楚主的呼召。直到有一天，看到陶博士（Dr. R. A. Torrey）的《圣经的教导是什么》一书，他指出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将来的结局，我才清楚主的呼召。当时，我的健康很差，于是求主说：倘若我复元，求主赐我壮健的身体，定会答允主『去』。
「还记得那天是星期六，向主作这祷告后，便应允他会向内地会申请。想不到星期一主听了我的祷告，便收到内地会的申请表。直至如今，对于主的呼召，我一点也不疑惑。我从神的话语看清这异象，要到中国宣教，唯一的动机是抢救更多灵魂归主。」
踏上工场
完成语言学校的训练，毕教士被派往甘肃兰州这乾旱风沙之地（与她在美国西北区遍地翠绿的故乡，真有天渊之别）。当时兰州是甘肃省最繁荣的城市，也是内地会该省总部的所在，有金乔治医生（Dr. George E. King）主理的波顿纪念医院，对新到的宣教士多方照顾、训练，让毕教士渐渐适应。
1924年7月26日至8月3日，假宣道会在兰州南五十多哩之狄道（今临洮）总部，举行第二届甘肃省宣教士联合夏令会。53位宣教士参加，分别代表内地会、宣道会和北美瑞挪会（Scandinavian Alliance）等三个差会，来自17个宣教站。各地信徒代表共40位。内地会副总监唐进贤（G. W. Gibb）远道从上海来。甘肃与其他各省有别，除中国人（指汉族）有属灵需求外，还有许多西藏人（藏族）、蒙古人（蒙族）和二百万回教徒（回族），都需要特别工人进入他们中间传福音！对刚到中国的毕教士来说，这聚会不仅开了她的眼界，了解其宣教工场之大；又让她认识很多同工，使她不觉孤单，勇往直前，承担主的托付，抢救更多灵魂！
经过约一年的学习，1925年春，她被调往东南部的伏羌（今甘谷）工作。伏羌东22哩便是全州（今天水市），有老练的宣教士李士悌牧师（Rev. Lloyd R. Rist）、贾安兰教士（Miss Annie Garland）、贾素兰教士（Miss Susie J. Garland）及李教士（Miss H. E. Levermore）等，对青年宣教士来说，实在是非常好的配搭。
宣教感受
开始在伏羌宣教区工作时，毕教士写下她的感受：
「夏天过后，为了进入一个福音从没到过的宣教区，我们定下系统化的方法，走遍村镇传福音。每天两、三人成一小组，到区内的大小村镇举行街头布道，唱诗吸引人来聚集，随后讲道传福音。大部分人反应良好，且甚友善，留心听道。
入冬后，山区遍地冰雪，不能再作户外布道，于是支搭临时帐幕聚会。每到一个新地方，我们就合力搭起帐幕，敲锣打鼓吸引人来听道。早晚均有聚会，有些地方还有妇女聚会，她们都能全神贯注地听道两小时！多希望她们当中有些吕底亚。
这回出外布道，住在一位老弟兄家，非常愉快。他既是我们的售经员，又为大英圣书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工作，到处销售《圣经》。他的工场范围极广，把神的话如撒种一般传开。」
内战经历
1925年是毕教士工作最起劲而又充满希望的一年；但这遥远的角落受到中国政局的影响。当时中国大部分地方动荡不安，北方军阀混战，上海五卅惨案、汉口惨案、广州沙基惨案等，引起各地罢工、罢市、罢课，形成空前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以反英为最大目标。那年，著名的「基督将军」冯玉祥被委任为甘肃省军务督办，兼西北边防督办。翌年全州、平凉、兰州均有战乱；伏羌情况亦差，毕教士首次经历中国内战，在家书述其经历：
「约一年前，基督徒冯将军被委任为西北区和甘肃省的总司令，差派官吏和军队进驻首府兰州。对群众来说，这是公正、平安的来临；但自私自利的官僚和将军，则恐怕财路将被截断，老羞成怒，起来反叛。战争爆发，起初双方相持不下；但有纪律、有训练的「基督徒部队」蒙主福佑，节节胜利。掌握南部大军的孔将军负责防守伏羌，只知享受，兵临城下，竟不战而逃。冯军入城安民，保证不扰民居；但饱受战乱的百姓，畏兵如畏虎，怎会相信？数日间，三万军人进出城市，分毫不取，与其他军队迥异。
城内乡绅父老组织了红十字会，救济难民。有好几天，我们的大门前挂起国旗和红十字会旗，以便妇孺来我们会堂避难。每当枪声四起，妇孺惊惶失措的跑来，令人伤感不已！她们说在家如坐针毡，来到我们这安静环境，内心却如释重负，可以进食。约二百名妇孺夜间蜷缩睡于地上。过了两三天，形势好转，本可离去；但她们依依不舍，且感到前途茫茫。
起初，我们尽量安慰，叫她们不要惧怕。待她们平静下来，我们有机会作见证、传福音。姊妹们作见证，说到主保守她们，虽然这几天眼见兵临城下，内心仍充满平安。听到这些见证，非常喜乐！
我们长老的师母见证说，第一天晚上，有一两个兵来她家叩门，请求给他们一点水解渴。师母请他们进来坐下，不仅烧水给他们喝，还请他们吃饭。他们多是基督徒，大家谈到当兵和做天国子民的事。闲谈时，师母见棚架上的葡萄已熟透，便请他们随便享用。
杨太太及其丈夫与一群风尘仆仆的士兵，整晚在家中一边聊天，一边烧饭，像一家人在户外野餐般快乐。军人带来所发配的米粮，请民众助他们制成食品，但一定支付工钱；所以，平民一点也没受亏损。有些留守城池，每天听到他们唱圣诗，很是高兴！
冯军继续往东向全州推进，只遇到轻微抵抗，孔军自动退出甘肃。这支基督徒部队一面唱圣诗，一面齐步操进全州。」
撤退沿海
可惜，太平只是昙花一现！1927年3月3日，美国领事馆下令撤侨。跟著4月3日，英国领事馆亦宣布全部撤侨。虽然去年甘肃各地曾有不少地区性战事，但都已平静下来，看来对宣教士没生命威胁；但因西北区遥远，领事馆鞭长莫及，为侨民安全，再三催促各宣教士立刻撤退到上海或沿海城市。于是，甘肃全部宣教士到兰州集合，由波顿纪念医院院长金乔治（Dr. George E. King）领队，大小一行五十人，购了八艘充气羊皮袋制成的大木筏，五月初出发，沿黄河顺流至包头，再乘火车到天津。途中八艘木筏先后搁浅，金医生下水抢救，至最后一艘脱险时，他已精疲力竭，失足遇溺，先返天家。
经历这次大撤退，毕教士抵上海，因中国政局动荡不安，自己也有点筋疲力竭，于是返美休假，疗养身心，时为1928年。在慈母悉心照顾下，渐见康复，便在西雅图多方为主作见证，教会肢体无论老少都十分喜爱她；然而，她没忘记中国，仍渴望早日回宣教区。1929年春回到上海，当时甘肃宣教工作正在扩展，她被分派到伏羌东南面的新宣教站两当（今两当县）。
1928年12月29日，驻东北奉军张学良将军正式与北伐国民革命军议和，经多年战乱，全国终于统一，总算安定下来，原驻甘肃的宣教士一批批从沿海返回内地。最后一批的李教士（Miss H. E. Levermore）和毕碧丽教士（Miss Dorothy J. Bidlake）是休假回来，其馀贝教士夫妇（Mr. & Mrs. Bell）及两孩子、葛教士（Mr. Keeble）、护士任姑娘（Miss Reynolds）和生于中国的第二代宣教士罗姑娘（Miss Ruth Nowack），都是新到的生力军。他们先乘火车从上海出发，抵河南开封，转乘省内火车到河南府（今洛阳），再转车往□州（今三门峡），最后又转车到灵宝，之后再没火车西行了。
艰辛之旅
虽然和平在望，但各地元气大伤。从宣教士回程时写的日记，可见他们如何不辞劳苦地把福音传入中国边远之地：
「最后去灵宝一站，看见列车写著『头等车』三个大字，心想可以享受一下愉快旅途！谁知车厢竟像运牲畜的列车，分成三格。车门和窗户全被拆卸，没有座位，只坐在自己的行李上！地上铺满两寸尘埃，墙更肮脏不堪！幸好两、三小时便到。在灵宝逗留两天，才找到足够的骡马车，但只能去到□西西安府（今西安）。
除了战祸，这一带又遇上旱灾近两年之久。泥土龟裂，地上铺满七、八寸泥土。这两天，西北风迎面刮来，风尘滚滚，令人咳嗽不停。说话时，一会儿便满口尘埃，惟有静躺于骡马车上，闭目养神。骡马车颠簸西行。晚上抵达客栈，大家相见时头脸尽是泥尘，活像路旁的泥菩萨，不禁哑然失笑！
各人连忙取面盆洗脸，谁知旱灾为患，只可盛水寸半，二人共用！之后躺在炕上，进入甜蜜舒适的梦乡！早上四时半至五时，窗外传来贝先生洪亮的声音，众人爬起来，在油灯下穿上鞋子。吃过简单早餐，随即赶路。中午时，大家想著到路旁饭店享受一顿午膳。岂料看见饥饿的孩子围著抢那些掉下来的碎渣儿，真宁愿少吃一点，送给他们。
走了六天才到西安，受到当地宣教士殷勤接待，稍作休息，享受一个热水浴！继续西行，到了□西西部之凤翔。遇到前一批宣教士，三男二女滞留于此，因下一程是山区，沿途盗贼出没。于是大家合成大队，以便照顾，并壮声势。山地不宜使用骡马车，于是等了数天，雇足骡驮轿子和骡子才起行。行列壮观，五男骑骡子，妇女和孩子分乘五辆骡驮轿子，另约有50匹骡子驮行装。这段路虽较舒服，但却惊心动魄，因骡子沿山路走，常靠近山边，容易失足坠下悬崖，多次被吓得魂不附体！虽曾三次轿子翻倒，幸不在山路上。最危险一次是掉在水沟里，竭力把骡子拉上来，人也爬上岸，可幸没受伤。
五天后，全部安抵全州（今天水市），从此分道扬镳，各回自己的福音站。全程合计超过五周。1929年，甘肃因旱灾带来严重饥荒，引起各种流行病，需要全体宣教士投入救援工作。四月下旬，毕教士与六位宣教士及两孩童一同从上海回甘肃，结果五位女宣教士染上致命的伤寒，其中一位是毕教士。当地的医疗宣教士全力抢救，四位渐复元，脱离险境，惟未满三十岁的毕教士病危，终于6月8日安息主怀。」
彰显十架
年长的李教士与毕教士同工多年，待她如妹，一直照顾她，感慨地说：「她为人开朗、仁慈、乐于助人，常常祷告，基督和十字架就是她一生的中心。她事奉的目标和祷告的负担，就是十字架的得胜和彰显。明知饥荒带来连串流行病，她休假回来仍欣然前往甘肃，协助新福音站的开荒工作。虽然还没抵达，但绝不怀疑主的旨意，一直奔那摆在她前面的路。
垂危时，她对我说：『这是十架道路，你愿否走过？』第二天，又说：『他们在那边好像预备要献祭，因为祭坛上一切已准备好了。』也许，她知道被浇奠的时候到了，很清楚从上而来的呼召，因有公义的冠冕为她存留。」黄锡培